王安石的几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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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今日而谈王安石者，多为老生常谈，旧话重提。何出此言？乃因近日读了几本关于宋朝的书，作者言谈话语之间，都把王安石当作宋朝最大的罪人，而所列罪状，亦不过拾历来诋毁王安石的那些流言妄说的余唾而已。

    王安石生前身后都是一位争议不休，毁誉参半的人。而毁之誉之，都与他曾在神宗时期主持“熙宁变法”有关，而且毁多于誉。我们不妨这样说，自南宋至清末的八百年间，批评王安石及其变法，一直是士大夫们的“政治正确”。诚如蔡上翔在其所作《王荆国文公年谱考略》序中所指出的：“宋自南渡至于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烦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第168页，中华书局1994年1月版）明中叶以后的情况他没说，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明清以来凡有名望的士人，几乎都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如丘濬、杨慎、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全祖望等，都从不同角度指责王安石及其变法。甚至民间社会亦受其影响，相传自南宋以来，至明代而流行的话本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以“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为基调，把王安石描绘成一个邪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狗不如的佞臣。（《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见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上，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

    可见，“吠影吠声以丑诋之”，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流毒，所谓好为议论而盲于是非，由于网络传播的便捷，“迄今而日加甚焉”。（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1—2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故后人亦曾论及：“在此种环境中，而有强毅如安石者，欲举国家一切成法而骤变之；则于当时，安有不‘诋訾蜂起阻碍横生’？及于后世，又安有不‘阴挟翰墨变乱是非’？盖安石不幸而生于病态的社会中，故一出其‘心专志壹众毁不挠’之人格，遂无所往而不龃龉。”（柯昌颐著《王安石评传》，第4页，华文出版社2018年1月版）清代大学者颜习斋早就提醒过我们，须警惕这种风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说：“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颜元（习斋）《宋史评》，转引自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4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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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诋毁王安石者，无不认为变法出于王安石的私欲，而非出于内外形势之煎迫；神宗推行新法，亦由于王安石蒙蔽所致，所谓“天下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陈襄《上神宗轮青苗》，转引自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7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近来的议论中，也有指责王安石变法破坏了仁宗、英宗两朝的和平安宁，导致国家陷于战乱，最终上演亡国惨剧的。

    然而，如果不带偏见，对北宋历史稍加了解，就不会这样武断。自唐末历五代而至宋初，中国在经历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分裂和战争后，终于实现了政权之统一。而不久外患再起，契丹强盛于北，羌夏崛起于西，宋人既不能战，只能以城下之盟，卑辞厚礼，换取一时的和平。近来看到有人说，能用钱换和平，总比打仗要好。战争带来的破坏，甚于给辽、夏的岁币。这种论调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如果设身处地为宋人想一想，则有空言高论，脱离实际之嫌。平心而论，澶渊之盟或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宋、辽边境百年无战争的局面，但西北羌夏始终不能安生，宋朝岁输巨币达年均白银125万余两，其他节庆、聘问、赂遗近幸诸费，几乎是正额的一倍，仍不能使西夏有稍稍的平静，政府仍需沿边设置重兵，消耗极大的军费和补给。事实上，到了宋神宗时期，内忧外患，国力疲弱，经济则捉襟见肘，几近衰竭，“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13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所以说，宋神宗遇到王安石，非实行变法不可，“诚迫于时势之不获已耳”，“岂故欲生事哉”？（柯昌颐著《王安石评传》，第24页，华文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王安石固非天生的改革派。他之主持“熙宁变法”；一是时势使然，二是神宗有意为之，做他的后盾；三是儒家士大夫固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精神。他在初遇神宗之时，对北宋面临形势之严峻，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而，神宗既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他退而遂进《百年无事札子》，以揭示“百年无事”背后的隐忧，痛切指出正在酝酿中的严重危机。他说道：“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而“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吴小林主编《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词典》下卷，第865页，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3月版）

    这番话，针对神宗亟欲有所作为的心理，发生了极大作用。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有志于富国强兵，以雪前朝之耻。据王铚《默记》记载，在他即位之初，一日，召见滕元发，语及太宗之死，乃因北辽以箭伤其股，最终以箭疮发作而亡。于是他说：“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王铚《默记》卷中，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宋朝卷一》，第731—732页，泰山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然而，他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一个墨守成规，无人想有作为的朝局。苏东坡也说：“为天下者，知夫大乱之本，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此其为患，岂特英雄豪杰之士趑趄而已哉。”（苏轼《策略四》，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苏轼集中》，第80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8月版）这种情形造成了宋神宗心中那种孤掌难鸣的愤懑，而一旦与王安石相遇，自然产生了深得我心，契合非常的感觉，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玄德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自此，神宗专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张变法，亦确是时势之所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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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第二年，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即任命他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朝廷又建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新法的制订和推行遂次第展开。

    王安石锐意改革，其影响及于当时之士大夫者，据史籍记载，盈朝遍野，莫非怨讟而已。梁启超说：“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14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这些朝臣，承平日久，耽于苟安，但求逸乐，因而形成了非常保守的政治风气，犹如贾谊所说，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也。一旦被王安石所扰，自然心生不满，朝中的老臣、重臣都成了变法的反对派。其中或有挟以党见的，则不免故甚其辞，甚至不惜肆意诬罔，如吕诲于熙宁二年五月疏论王安石十大罪状，其间偏颇之论，或居多数，无非士大夫之间各争意气以相倾轧也。以梁启超所见既认为：“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1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

    然而，近来看到有人说，王安石才是北宋党争的制造者。据说，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即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正是这次换血，让北宋官场出现了严重倒退，北宋官僚政治因此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说法。宋代党争，既非熙丰一朝所独有，也非王安石一人所造成，而是渊源有自，源远流长。北宋初年，自太宗、真宗两朝，胡旦之辈首开风气，以同年关系结党，上演的党争已是此起彼伏；至仁宗、英宗两朝，更是甚嚣尘上。特别是英宗治平间“濮议”一件公案，朝臣分党相哄，兴风作浪，朋党之祸，于兹已极。

    这些都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不能说与王安石有关；之后，元祐、崇宁间的党争，恐怕也很难记在王安石的账上。当元祐诸贤将吕惠卿、章惇等36人定为王安石“亲党”，将安焘等60人定为蔡确“亲党”，并将这两个“亲党”的名单“榜之朝堂”的时候，王安石已过世多年了。而且，如果没有元祐诸贤的“党籍榜”，也许就不会有章惇、蔡京的“党人碑”了，毕竟，榜先碑后也。这样看来，即使说党争害了北宋，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而党争的始作俑者也绝非王安石！

    为何朋党之争在北宋竟如此盛行呢？梁启超有个看法，他说：“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第16—17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7月版）

    梁启超所言，或非至论，聊备一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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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而钦宗要为北宋亡国寻找替罪羊，却在此前就开始了。靖康元年（1126），右正言崔鶠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指责他“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并且说：“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鶠传》，转引自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紧接着，理学传人杨时上疏，也认为王安石及其新法应为北宋亡国承担罪责。他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深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杨时著《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其七）》；《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转引自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代绪论，第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宋廷南渡之后，高宗为开脱徽、钦二帝的历史罪责，便采用了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这种逻辑，把王安石千古罪人的身份做实了，并通过篡修《神宗实录》，乃至元人修撰《宋史》，遂将这种妄说弄成了官方定论。

    此后几百年，万喙同声，牢不可破，王安石被丑化诋毁而莫能自白，直到明嘉靖时，才有其同乡，江西高安人陈汝锜出来为他辩诬，还其清白。陈氏在《甘露园长短书》中，首次批驳了“靖康之祸源于王安石新法”的观点。开篇他便指出，杨时把王安石与蔡京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如果“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那么，“不惟下诬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也就是说，如果北宋亡国非要王安石负责的话，那么，宋神宗也难辞其咎。神宗与安石，君臣相知如一人，见于当时许多记载，因而，“书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并不容易。他说：“曾公亮谓‘上与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谓‘自古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而范氏父子（范祖禹、范冲）皆尽书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夫既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则有唱必和，既都且俞，神宗虽圣，安石得取分焉。而过安石，亦所以过神宗矣，又何必扬上休美，而聚诸不美之谈，敛之此一人之身也？徽、哲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谓祖禹录神宗事非实，而刊定之以《金陵日录》，徽宗当失国播迁之余，闻有携《日录》来者，亟辍衣鬻而视之。是二君终不以安石为过也，知变法实先帝本意，而过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为过，先帝之二子不以为过，而秉笔者务索其瘢而求其疵，不少贷，何意哉？”

    这一问，也拆穿了宋高宗打着徽宗旗号，将王安石及其变法污名化，为父兄开脱罪责的把戏。至于蔡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蠹国害民非一政”，没有一件是与“熙宁之政”相关的。所以推尊王安石，让他配享孔庙，不过是借他的名声，行自己的私利罢了。我们不能因为曹丕借舜、禹禅让篡汉，就责备舜、禹禅让教人篡位篡权吧。他表示，如果蔡京真能“继述熙宁之法”，只要他认真落实“保甲法”这一件事，就足以使北宋江山不被金、辽侵扰，让他们放弃挑战大宋的想法，何至于“金虏一讧，陷朔、代，围太原，下燕、蓟，直捣汴京，有‘南朝无人’之叹，而太后手诏亦有‘人不知兵’之恨”。

    接下来，他把矛头对准了司马光，他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君实是司马光的字。何以这么说呢？他的理由是，司马光在神宗死后借助太皇太后高氏的威势，全面罢黜新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这种做法“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太横乎”！司马光的豪横还表现在他把不同政见之争变成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对支持变法的官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罢了他们的官，还把他们定为王安石“亲党”，将名单列榜公布，全部赶出朝廷，不许他们再入朝为官。而这正是后来蔡京搞“党人碑”的前因。至于司马光此时的豪横，是因为身后有人。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和纵容，让司马光有恃无恐。陈汝锜认为，这有悖于君主制下的君臣之礼。而君母临朝绝非朝廷的幸事，他用吕后灭刘与武则天篡唐为周的例子，说明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而且，哲宗登基之时，已经十余岁了，不是“遗腹襁褓而君者”，但朝堂之上，一切进止都取决于高氏，哲宗有话问大臣，竟无人应对理睬，“此何礼也”！此非陈汝锜之怒，而是哲宗之怒，此后的冤冤相报，排挤倾扎，皆始于此时，所以说，宋事不可为，“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

    固然，把责任推给司马光与把责任强加王安石一样是不妥的。不过，宋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何以是君实而非介甫”呢？陈汝锜从《神宗实录》的编撰过程入手，揭示了宋高宗君臣在为徽宗、钦宗父子开脱亡国罪责时采取卑鄙伎俩，嫁祸于王安石的事实。按照宋代修史的规矩，每位皇帝“祔庙之后，即诏国史院修纂实录”。实录以日历为基础，主要取材于记述皇帝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时的记载。此外，还要参考行状、碑铭、玉牒、官署档案，以及臣民私家记录。很显然，实录是后人编撰历史的主要事实依据。由于王安石变法贯穿于神宗一朝，因而《神宗实录》材料的取舍和观点的臧否，对后世评议王安石变法关系极大。根据前人的研究，《神宗实录》被反复重修过五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即元祐元年二月诏修，元祐六年三月成书，凡二百卷。主修元祐本的提举官，先后有蔡确、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而先后参加修撰的则有邓润甫、陆佃、林希、曾肇、范祖禹、苏颂、赵彦若，以及黄庭坚、司马康、晁补之、秦观等人。这些史官除蔡确、陆佃等少数几个人外，或是元祐更化的主力大臣，或是新法的反对者，因而编修主旨即贯穿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更化思想。第二次是在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时，为了继承神宗遗志，恢复熙丰新法，哲宗命新党章惇、蔡卞、曾布、林希等人重修《神宗实录》，至绍圣三年十一月完成，仍为二百卷。这次修订自然贯穿了褒扬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倾向。徽宗时期，徐勣曾就元祐本和绍圣本不同的政治倾向说道：“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议论纷然。”第三次重修是在高宗绍兴年间，目的就是改写神宗时期的历史，“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这次重修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而告竣，通成二百卷，朱熹一语点破：“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这次重修遂成为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李焘、洪迈等修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便都以此为基准。而元朝史臣所修《宋史》，也以宋的国史为基准，因而一部《宋史》充满了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和贬斥。（以上陈汝锜的观点，参见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所引录的《甘露园长短书》中的文章，见李华瑞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298—30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历史上关于王安石的恩恩怨怨，固有其各自的理由和因果，我们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则应秉持“不以世之毁誉概其心”的态度，设身处地，努力回到历史的环境中去。即使不能完全与历史真相相等，但尽量不要偏听偏信，凭借有限的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尤其要避免“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尽管在历史写作中，任何人都不能完全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好为议论而盲于是非”却是应该警惕的毛病。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历史书写所面临的十分严重的顽症，至少我自己是要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