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求，世之所尊

    李瑞骅，原籍苏州，1924年生于上海。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系，而后留学加拿大，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程学硕士，主修的学科是钢结构设计。1952年回国。因抗美援朝战争之故，不得不绕道欧亚，历时4月有余，方到达上海。在华东工业设计院任副主任工程师。当年，因回国心切，3月份就离开了加拿大。而多大的毕业典礼定于每年夏季举行。他本因成绩优异，在毕业典礼上将被赠予很大荣誉，但他等不及毕业典礼就启程回国，连硕士文凭也没有拿。直到2000年，由在加的亲戚向多大反映，才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硕士学位证书。而证书上的照片，已由原来英气勃发的少年换成了一个白发老翁！

    1954年，刚届而立之年的李瑞骅，奉调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后又调到建工部金属结构总局设计室任主任工程师，负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工程中的军用和民用重点工程。这个机会使他得以充分施展才能。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在设计工作中大力培养人才，从无到有地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建筑钢结构设计团队。在他的主持下，他们承担过国内数以千计的钢结构设计项目。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仅塔桅钢结构一项的设计，如输电塔、电视塔等，就有1000多座，为我国的广电事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他所做的设计大多是开创性的，涉及面广泛。例如有大型公共建筑方面的，有水利工程方面的，还有施工机械方面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大会堂主体工程中的钢结构设计。

    1958年中央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要求在10个月内完成，到1959年建国10周年的时候必须建成使用。当时负责人民大会堂工程的总工程师是北京市设计院的朱兆雪，但是他对钢结构设计不熟悉，所以要李瑞骅全面负责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安装。即全面负责万人大礼堂60米跨度的屋盖、二楼宴会厅48米跨度的钢结构桁架，以及万人大礼堂二楼出挑16.5米的悬臂看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既要求全部采用质量很难保证的国产钢材，也不得不使用相当简陋的施工设备，既必须确保安全，又不允许有丝毫浪费。朱兆雪总工对李瑞骅说：“我们两人的脑袋好比是挂在裤腰带上的。”但是年仅34岁、还没有积累多少设计经验的李瑞骅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用他的聪明才智和魄力迎接挑战，圆满地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庆功会上，他代表建工部与工程总负责人朱兆雪、铁道部副部长汪菊潜三人一同上前向周恩来总理敬酒。周总理伸出一只手，张开五个手指，连声说“五分，五分”以示赞许和祝贺。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候，网上曾经有过一篇博文详细记述当年人民大会堂的施工过程。在那篇文章的后面有两个跟帖是这样写的：“人民大会堂钢结构的负责人是李瑞骅教授。他是建国初由加拿大回国的钢结构专家。可惜李老在前年去世了。大会堂按期建成后，周总理说过他是最应该感谢的三个人之一。”后面的一个跟帖引用了前面的话，还加上了一句：“他们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人。”这是他一生中承担过的最具挑战性也是最为光荣的一项任务。

    老朋友们说起李瑞骅的时候，往往会说一些他做过的大型工程。但是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成就之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支撑他做出这些卓越成就背后的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这一点甚至到了今天，在我们培养下一代青年学生的时候，也是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在他大学毕业，刚踏入社会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钱塘江海塘工程局。由于身体好，被安排去做外勤工作，当测量员。

    1946年大学毕业后，我去浙江省杭州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因为我身体好，故安排我做外勤，在测量队工作。我的任务是测量钱塘江流域，包括海宁、七堡、海盐等地钱塘江的横断面，从中可以测出其水的容量和流量。海宁观潮闻名遐迩，其海塘始建于清代，已有上百年历史。据《中国近代史大事记》的记载，浙江海塘竣工于1868年8月。海堤是用上百斤重的巨型石块垒成，石块与石块之间有石槽相连，用熔化的铁水浇灌入槽，形成现铸联接件。此外还筑有与海塘垂直的破浪堤，是用铁丝笼装了石块沉入江底而成的。据说，清代历来有规定，海塘一旦决堤，县官及塘官都要斩首，故对修堤不敢稍有疏漏。我从这一段工作中学习到土木工程的最基本观点，即建筑物与大地的结合。

    这一段工作虽时间不长，但让他认识到了建筑工程的基本精髓是建筑物与大地的结合。也就是说建筑物必须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它所服务的对象——人——融为一体。这个教育使他终身受益，让他在一生的设计事业中都铭记在心。他说：“对于一个结构工程师来说，结构的安全度是最为重要的。我非常注意结构安全度，所以这一辈子做了成百上千项工程，从未出过事故。”在他的心里，没有名利，从他的手里，出不了豆腐渣工程。这就是他学到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基本信念。

    1948年，李瑞骅以实习工程师的身份进入加拿大到子邦桥梁公司工作。那时正值该公司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他们吸收了两名新职员，一名是加拿大人，麦吉尔大学的毕业生，另一名就是我。他们是把我们作为永久性职员培养的，当月就发给我工资和绿卡，我也开始付税。”那么，永久性职员的培养又是什么样的呢？李瑞骅的叙述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

    我虽是大学毕业生，但在桥梁公司必须从零点开始学习。我和那位加拿大职员每天在总制图师比腾先生（Mr.Pedan）的办公室上班，学习钢结构制图。比腾先生已退休，他有一套专门的教材，包括制图时如何划线、如何写字以及各种钢结构节点的设计，这些知识是该公司自创办以来100年工作的总结，是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到的。他每天上午来给我们讲课；下午他不来，要求我们做练习。学习半年后方正式上岗。我开始时需要经常查表、计算，花四天时间方能画一张施工详图。但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在一项简单的钢结构工程中，可以做到一天画四张图，因为我已能默记多项重要数据，我的铅笔在纸上作图的时间已远远超过铅笔离开图纸的时间。

    在此，我们看见了人才原来是这样严格训练出来的！我曾经见过李瑞骅是怎样审图的。一张图纸在他面前摊开，一分钟，他就用笔圈出几处错误。我说：“你怎么没有看就画圈啊？”他说：“我都看了！”有了这样的基本功，他才能同时掌握好多项工程而尚能运转自如。

    李瑞骅在1952年回国途经英国时，想去拜见曾指导他论文的剑桥大学教授莫恩，却得悉他已经去世。但是见到了两位博士研究生尼尔博士和霍恩博士。两人陪他参观了剑桥大学的钢结构实验室，送给他许多研究资料，并在一起切磋了一番学术研究。在剑桥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这样一次偶然的拜访，他发现这两位博士的数学基础非常好。这就给了他启发。在他开始承担大量钢结构设计任务时，他感到自己的数学基础不够，下决心自学。

    于是，我们家很早就买了电视机。那时候还没有国产电视机，市面上能买到的只有很少的苏联生产的记录牌电视机，又大又重，我们把它当宝贝搬回家，供在一个小柜子上。李瑞骅每天一早6点起床，读北京大学开设的电视大学数学力学课程，酷暑严冬，从不懈怠，做笔记，参加考试。如此这般，坚持了4年之久，修完了北大数学系开设的全部课程。在事业的道路上，能针对自己的不足继续努力学习，这才是他能担当起许多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背后的真正实力。

    除了设计，李瑞骅还是我国钢结构规范编制的主要组织者和最后定稿人。规范是钢结构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也是需要在大量科研和试验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由于我国在50年代的时候一穷二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都十分落后。所以早期的钢结构规范大都是照抄苏联的。直到1971年的那次修订工作，才与全国的教育、科研、设计、施工等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协作网几乎涵盖了全国的钢结构设计和科研力量。先后做了大量试验，求出正确数据，作为修改和制定国家规范的依据。参加者写出了好几百份有关钢结构的科研论文。那次才真正完成了我国自己的钢结构规范的修改和制定工作。除了规范，李瑞骅还曾负责过两次《钢结构十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与他坚实的基本功分不开的。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导致钢材的质量下降，全国工程事故频发。不仅钢结构方面如此，混凝土结构因需采用钢筋，当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许多负责制定混凝土规范的工程师要求把钢筋的设计强度指标降低，否则事故实在太多了。通过几次大辩论，大家把矛头集中对准李瑞骅，要他表态，因为他是国内钢结构界的权威。李瑞骅是主张用事实说话的。他组织规范的参编人员到各大钢铁厂调查钢材生产，取得数据，画出曲线，得出结论：凡大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是没有质量问题的。故坚决表示在钢结构设计中不降低钢材设计强度的指标。因为如果守不住这条底线，不仅要浪费国家大量的钢材，而且还将影响与国际的接轨。

    李瑞骅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但是在那次大辩论中，他几乎陷入了一场“舌战群儒”的局面。大辩论的结果是他胜出：建工部领导支持他的立场，因为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用数据说话的。这件事情发生在60年前。今天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位。试想当初如果他同意了降低中国钢材的设计强度指标，今天将会是多么尴尬的局面。而他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坚持，也是因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足够强大的底气。用大白话说，就是基本功过硬。他从不炫耀自己镀过金，或捧得过硕士的桂冠，这在浮华虚荣的风气里，应该可以视为一剂清醒剂！

    李瑞骅的回忆录《八十忆语》成书于2005年岁末，2006年出版。后因在市场上买不到，故常有人来向他索书。于是我们向出版社购买50本，但仅发来37本，可见不仅是在市场上，而且在出版社的书库中都已告罄。2009年他因病去世后，我决定将他的遗著再版，以寄托自己的哀思。除了原稿外，后面加上了一些我在整理他遗物时发现的手稿以及我自己对他卧病十月的记录。遗著的出版既是为了抒发自己对他的怀念，也是为了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读到他的书，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曾经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他的高尚品德、处事的魄力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作为妻子，在与他风雨同舟的这半个多世纪中，我见证了他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废寝忘食，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活的热爱。他把送上门来的钱财拒之门外，他为建筑钢结构事业的衰败而大声疾呼。我也体会到因无知和偏见把他苦心培育起来的技术力量摧毁殆尽时他的痛苦心情；见证了他在白发苍苍耄耋之年为了编制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高层钢结构建筑设计软件而四处奔波；也感同身受他因筹不到一笔开个技术鉴定会所需的区区款项而终于使已经编成的软件胎死腹中时的那份心情。

    但是到了晚年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他常说他的一生是没有遗憾的。他说：“回顾一生，我感到很幸福，也非常知足。我没有做过任何可以遗憾和后悔的事。”他喜欢这句格言：“人之所求，世之所尊。以健为本，以德为魂。有益于世，无愧于人。”他能以豁达的心情对待世间万事万物，他做到了无愧于天，无愧于人，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本文节选自李瑞骅著《钢的回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一书序言，张珑/文，题目为编者所拟。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第一版，定价：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