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绩效考核真的有效吗？

    一个层级性社会组织的有序性离不开管理行为。管理的基本模式可以描述为：管理者设立目标，将目标分解为下层级的可执行任务并落实执行者，督促检查执行者任务完成情况，并视其任务完成的程度给予奖惩。从管理者角度看，目标实现的情况依赖于它所安排的任务完成情况。因此，管理者需要为任务部门或任务的执行人设计动力机制：将目标分解的任务进行量化，并将任务部门对量化目标的完成情况（即绩效）与任务部门的利益（奖惩）挂钩，并且指标越具体详尽，奖惩力度越大，管理者的目标实现得越充分。

    这一思路并不复杂，也是现实社会中管理的基本模式。然而这一看似完美的逻辑在现实中可能遇到悖论：任务部门在利益激励及惩罚约束下完成的指标，可能并不是管理者真正需要的目标！《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一书的作者杰瑞·穆勒基于对社会各领域的考察，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种目标冲突，同时为追求量化考核的管理模式敲响了警钟。

    作者将追求和依赖量化考核指标的行为称为“指标固恋”，即坎贝尔定律的一种表现：任何量化的社会指标，越多地用于社会决策，就越容易带来腐败压力，越容易扭曲和腐蚀它意图监管的社会过程。这是因为基于量化指标体现的绩效奖惩属于外在激励，若是用于企业家等纯商业目标行为激励较为有用，而用之于医生、教师等非商业目标的行为激励则可能出现问题：它会使被激励者只关注奖励，而不是关注任务以及对任务的兴趣，由此产生了指标陷阱。

    作者分析了指标陷阱产生的主要原因：人们总是倾向于测量最容易测量的元素，而由这些最易测量的元素构成的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管理的真实目标；量化指标需要对任务进行标准化处理，而标准化则会降低信息质量，标准之外的信息不再被关注；基于量化指标绩效的激励可能导致被激励者以种种方式规避指标约束，使指标徒有形式而无法真实体现任务内容；由于指标测量的边际成本递增，管理者获得量化信息会产生高昂的成本。

    该书以不同的社会领域的事例，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指标陷阱。在教育领域，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追求提升大学教育入学率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会导致大学入学门槛下降，入学群体中无法完成学业的人数上升，浪费了他们的大学阶段的费用支出。

    大学排名是教育领域指标陷阱的另一表现。大学排名虽然可以显示排行榜中高校的办学水平，同时可以给入学申请人以重要的学校选择参考指标，然而大学排名会导致学校根据排名指标实施提升自己指标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大量损耗学校的教育资源，如一些排名一般的学校通过在高等教育刊物上刊登大幅广告来提升本校的知名度，以便提高其他大学校长为本校声望打分这一指标，因为其他大学校长对一般的高校并不了解，而只能凭对某个学校有无印象进行打分。同时，排名还会导致学校操纵排名指标。例如，美国高校法学院的排名部分取决于录取的全日制入学考试成绩，为改善自己的指标，学校就会选择以非全日制预科名义录取低分学生，而这类学生分数不在排名指标统计范围。显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提升该学校或学院的排名，但并不能体现本应体现的学生质量的提高。出版物数量是大学排名的一大标准，以出版物数量评价教师或者学校，会激励他们产出更多的出版物而无视出版物的质量，人们看到短期出版物的增加，但长期研究能力并没有提升。即便评估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出版物的影响因子纠正偏差，但新的问题仍随之而来：学者之间相互引用而形成“引用圈”，排名低的期刊则要求发表论文的作者在论文中加入对本刊其他论文的引用。

    类似的情况在中小学同样存在。作者以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为例，该法案旨在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则通过数学和英语的考试成绩提升来体现，并对完不成指标的学校进行惩罚。在此指标引导下，学校和教师把课堂时间从历史、社会、艺术、体育等科目转移到数学与英语上，成绩指标的提高以牺牲学生的更为广泛的知识视野为代价。

    在医疗领域，考核一个医生或医院的水平的一个简单指标，是治愈率或手术成功率。为更好地实现这一指标，医生就会拒绝那些治疗难度高的病人，只接收有把握治愈的病人，如此一来，医生的手术成功率或治愈率高了，但那些需要治疗的患者可能因此失去救治机会。再以二次入院率考核指标为例，医院为降低该指标，会采取将出院后返院求诊的患者置于观察状态、放在门诊或急诊处理等措施，这样就成功降低了二次入院率。

    即使在看似最适合于指标绩效考核的商业与金融领域，指标陷阱仍旧存在：迈兰制药公司对高管实行薪酬激励，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盈利挂钩，结果迈兰一再提高其具有市场垄断力的注射笔价格，因此遇到民众抗议和司法调查，此后公司声誉也陷入崩溃。金融领域的例子是富国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为增加利润，为员工设立任务配额，结果员工在任务配额压力下，对客户采取欺骗手段，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注册账户，事发后虽然大量涉事员工被解雇，银行仍被各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罚款近两亿美元。指标激励的代价不可谓不高。

    尽管《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考察的主要是西方社会的案例，但本书研究的指标陷阱现象实际上处处存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读后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教育界的各种考核，教师在科研的考核压力下牺牲教学投入，警务的钓鱼执法，医院因公费医疗费用指标用尽而拒收公费医疗患者等现象，也在当今世界屡见不鲜。所以该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关注并努力纠正指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