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制度变革。类似的变革发生于其他国家,曾经有国体、政体的颠覆甚至国家的分崩离析发生。但中国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农业人口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国内与国际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中,用不太长的时间几乎同时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体制转轨、经济起飞和国家工业化任务,创造了连其唱衰者也瞠目结舌的经济奇迹,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但其制度定型、公平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历史答卷。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孔泾源新作《治理改革与市场建制》,就改革深化的历程与方向作了深刻的思考。
书中指出,较之体制转轨失序、失控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区别或最大的国情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从思想认识路线、体制变革取向、创制路径空间到推进实施机制、建制理论创新等既与时俱进也相对适度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特色和国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又是现实过程。在市场化改革中,其领导核心作用以及政策和策略,具体地体现为解放思想所促成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对经济规律的遵循和对制度公共品的提供。
当农村社会出现突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承包制变革时,是按传统体制及其价值理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还是因势利导、尊重农民的意愿,实践标准做出了效率优先的选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当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凸显、效率与公平出现重大失衡时,市场化改革逐步朝着效率与公平协调统一的方向转型。面对自始至终存在的党内外对市场体制的疑虑乃至否定,适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容纳市场经济体制,应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上的质疑与挑战。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公共品的提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才得以顺应规律、成就伟业。
作者进一步指出,市场化改革既是经济体制的彻底转轨,也是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一些国家在体制转轨期间经历的利益失衡、社会动荡或国家解体,表明超越局部利益关系、具备全局调控能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安全的政治条件或制度性公共品是稀缺资源且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实践标准实现自我解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摆脱传统体制和理论束缚,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以及基层实践经验,确立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向、战略规划、重大制度、路径步骤、政策环境等;协调部门与地方改革政策及利益关系,防止局部性改革红利最大化扭曲改革方向,造成利益失衡以及发展失速;统筹集权与分权、地区与民族、国内与国际等各种因素,兼顾改革开放力度、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程度,循序渐进地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确立国内改革取向以扩大对外开放,以扩大对外开放助推乃至倒逼国内改革,不断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注入动力、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改革创新与依法治国的协调统一,适时将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成果法制化,进而规范和加速改革进程;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并有效管控国内经济社会风险,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安全,为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等。
这些市场建制类制度性公共品,并非历史上或当今时代的所有转轨制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够得到适时供给和足够保障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和基层实践经验做出改革决策和重大制度选择,再通过局部试验、检验进而全面推广与建制成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政治优势也是实践规律。
经过 40余年的治理性改革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社会的普遍感知仍然是,许多重要领域中计划体制的弊端大量存在,创制而成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开始显现并有加剧的趋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创新更有诸多迷茫。实践中的困境和理论上的困惑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旧立新,但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短期内一蹴而就,其全面建制需要久久为功,且有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可循。
该书敏锐地强调,以治理性改革为切入点并做到长期坚持,使中国社会有可能摆脱“老路”或是“死路”,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经济发展的骄人成就;对“改旗易帜”“邪路”的着力规避,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使那些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在正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实现了内在兼容和相互结合,并在成熟的市场眼光看来是以最不规范的制度形态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近乎最为迅速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或使之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奇迹。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经济奇迹,并没有超出市场经济的成长逻辑和内在规律。只是由于来自理论上的偏好或政治上的偏见以及认知上的局限,人们往往做出带有个人见地的片面性解读与情绪性表达。或许客观正视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市场经济成长条件、有限性质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取向,对于理解这场历史性变革、经济发展轨迹以及制度性变革趋势,也是不无裨益的。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完成技术性、治理性各个专业领域的市场建制,还要推进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包括执政党自身建设与治国模式在内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实现治理性改革与制度性变革相统一意义上的全面深化改革。其改革进展及其成效,关乎治理的成败也关乎国运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