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中的美学意味与"古今之争"

    章益国的《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是近年来章学诚研究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的最大意义在于，作者自觉地开启史学上的“古今之争”，深度挖掘浸润在中华古典文化精神下传统史学之魅力和意蕴。

    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西方客观主义史学派的相关理论传入国内，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得到了复兴。胡适、梁启超、何炳松等人所着力塑造的章学诚是客观主义史学派的中国代表。他们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表明了章学诚将任何经典文献看作是史料，从而祛除了传统经典文本所承载的政教驯化的维度。这种解读思路受到近代历史学“辉格党式”的进步史观的深刻影响。在胡适、何炳松等人看来，乾嘉年间的章学诚就是这种近代启蒙历史叙事的先锋。作者指出，这种理解是基于某种现代的历史观而对章学诚思想的“消耗性转换”。它不仅不能详细阐明章实斋与同时期戴震的理论差异，而且还遮蔽了传统历史学的真正精神。

    进步史观内在蕴含了某种理性中心主义，而要破除这种理性中心主义，势必要挖掘历史学家的“非理性”的能力，比如直观、想象、共情等。而这些感性能力与审美紧密相关。作者对章学诚史学观的分析就是以此为核心线索，试图深层次揭示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美学特征。

    作者重点分析了章学诚的“史意”观念。“刘（知畿）言史法，吾言史意。”作者通过区分“意义”和“意味”，对这句话作了创造性的再诠释。意义和意味针对明述知识和默会知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历史意义指的是历史著作的思想主旨以及对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这类知识能够通过语言文字加以逻辑化表达。而历史意味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中所呈现的整体风格、历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蕴、历史著作中所呈现的美学风格。作者指出，章学诚的“史意”是在这种历史意味层面的。

    作者指出，从历时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史哲艺出现了从“意义”到“意味”的转向。意义更多的是具体的内容上的，属于政治学、伦理学的范畴，而意味则是美学上的范畴。从意义到意味表明了从善到美的过渡。作者指出，这是“传统艺文论发展的常规道路”。这种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道德心理和审美心理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诉诸直觉和情感等非理性化的能力。这使他的分析重点从对传统历史学中所蕴含的实质性的内容转向了其形式风格上的美学意蕴。因此，“刘（知畿）言史法，吾言史意”这句话就不能从实质内容的意义层面，而应该从形式化的意味层面来理解。

    作者指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也应该置于这种美学语境之中加以考察。六经皆史即六经似史，它所表明的是经史之间的隐喻关系。“史”的含义经历了从古代之史官（秘书官）到他们所掌之史书（先王之政典）再到官方所垄断的学术及相关的文献典籍（史学或王官学）的转化。章学诚用这一命题来揭示传统史学与经学之间的原初关联。此外，我们一般会将“六经皆史”理解为“以史规定经”，而很少“从经规定史”这一反向的视角去理解。从经到史的转变其实还蕴含着“经入于史”的内涵。在历史典籍中蕴含着经之意，诸史背后蕴含着经的法则和意味。作者仍然是从审美意味的角度来理解“经之意”的，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类之间的隐喻性关联作了详尽的阐发。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从意味的角度来解释经史之间的关系，是否充分？经背后所承载的“道”能否仅仅作形式风格上的理解？作者在分析这一点的时候似乎力有不逮。

    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审美与道德两种体验相互沟通的论证上。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六经皆史”所体现的道德政治意义与审美意味的内在关联。作者一方面认为二者是相通的，但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将章学诚的史观作“封建伦理”式的解读。作者认为，章学诚将王阳明的道德性良知转化为“知识性良知”，完全摒弃了心学所蕴含的“封建伦理”之意义，而将历史学家的史德归之于“科学良心”。即历史研究被看做是历史学家悬隔价值判断之后自我-解释、自我-立法的规范性领域。历史学家应该摒弃私己的主观性，凭靠个人的主体性（学私），朝向价值中立、得到普遍承认的学界共识（道公）。这种从学私到道公的转化被刻画为某种伦理观念：历史学家所秉持的史德就在于遵守学界内部的规范和要求，在于将个人的主体性与学界的共识相结合。而这种规范明显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尽管作者反复强调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抛弃现代的偏见而重塑古典的文史精神，而在其结论处，作者依然将古典的史学精神引向了现代性的伦理规范。这是本书所蕴含的最大悖谬。

    这一悖谬之处所隐藏的根本问题在于，作者没有从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经史关系所蕴含的义理加以充分解释。章学诚史学观最“符合”古典精神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政治伦理观念。然而这一套“封建”观念在作者看来已经是明日黄花。就这一点而言，作者仍然拘囿于现代的价值观念。在古今之争这一最大的关节点上，作者明显站在了现代一边。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旁征博引，创见颇多，而且能将其核心观点紧密贯穿于所援引的中西理论资源之中，体现出“刺猬”与“狐狸”两种治学风格的融合和统一。这部书通过对传统史学所蕴含的美学维度（贯通文史）的揭示，已经巧妙地揭示出一条通往古典之路的可能。无论如何，如果想要回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古典精神，我们都需要从这部书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