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从连环银行抢劫犯到技术流头牌哲学家

    狱中成才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前连环银行抢劫犯和少女一代之友协会联合创办人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8月6日去世，享寿六十八岁。

    法共党员

    1952年4月1日，斯蒂格勒生于塞纳-瓦兹省，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银行职员。1968年，他在巴黎郊区读高二时，街头革命爆发，他随即辍学，跑去保卫街垒，年底加入法共，以斯大林主义者自居，却在1976年因反对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强加的斯大林主义”而退党。

    离开党以后，斯蒂格勒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做过多种工作：苦力、文员、农业工人、农场采购，也经营过农场，可惜他两年的小农场主经历，因1976年的大旱戛然而止。

    随后，他来到图卢兹，开了一爿小饭馆，常请乐手来店演出，因此结识了热爱爵士乐的图卢兹大学哲学教授热拉尔·格拉内尔。一来二去，高中辍学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图大教授成了朋友。

    像摧毁了农场的大早一样，雷蒙·巴尔总理1976年执意推行的紧缩计划，造成斯蒂格勒流水枯竭却借贷无门。小饭馆陷入了经营困境，他决心采取行动，铤而走险：抢银行去。

    牢房里的哲学家

    “我就去抢了一家银行，弄到了透支的钱。”斯蒂格勒2016年告诉法国《世界报》，“一切顺利，我尝到甜头，又抢了三家。”

    他一向单独作案，第四次抢劫时失手被捕。刑期本来可达十五年，但律师工作出色，斯蒂格勒最终获刑五年。

    祸兮，福之所倚。坐牢改变命运，知识开启新生。

    “要不是监狱，我肯定坏死了……”他说。

    审前监押长达三年，但图大教授格拉内尔是真朋友，疏通关节，送来了许多书。

    这些书不是风月小说，也不是励志鸡汤，而是哲学教材。

    在没有高考成绩的情况下，斯蒂格勒通过了图卢兹大学的入学考试，靠函授就学。

    他经历三周绝食，为自己赢得狱中单间，立刻订立计划，全力以赴，严格自律，投入知识的海洋。早起读马拉美，上午读哲学，下午写心得，晚上则以普鲁斯特为一天的快乐收尾。

    “我通过行动成为了哲学家，”斯蒂格勒在2003年出版的《通过行动》（Passeràl'acte）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回忆，出自我生活中意外阶段的一个客观环境。这个意外指的是五年监禁，先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后来到了米雷的监禁中心，时间是1978年到1983年，在这几年之前，显然有一个行动的阶段，也就是违法犯罪。”

    监狱是搞哲学的理想场所，斯蒂格勒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并以技术作为首要课题。

    他还爱上了授课，辅导一个又一个有上进心的狱友参加高考。

    奔放的学习热情说什么也无法遏止了。一出狱，斯蒂格勒就跑到布拉尼亚克机场，飞赴首都。从巴黎奥利机场出来，他直奔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以此宣告：我浪子回头了。

    技术进步与工人的废人化

    斯蒂格勒听从格拉内尔的建议，给大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写了自荐信，德大师一周后复信，真巧啊，国际哲学学院刚刚创立，主持者正是德里达，斯蒂格勒受邀，在那儿主持每两个月一期的技术讲座。

    他继续求学，终于在1993年获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博士学位，德里达是他的指导老师。

    他对技术这一课题孜孜以求，不断钻研技术进步及其相关问题，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异化论，并将现代科技对工人实践技能和自主知识的剥夺——废人化或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个灾难性后果。

    “在个性化丧失的背景下，‘我’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被体验，‘我’不再与‘我们’相对，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是融合在同一个时间流中的所有‘我’的集合，因此‘我们’不得不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他写道，“‘市场社会’被称为‘个人主义社会’，可见有多么矛盾和荒谬。”（方尔平译文）

    由此出发，斯蒂格勒接着分析资本主义通过操纵工人欲望，走身体与资本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制造消费、滚动剥削的真相，还强烈关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引发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成为相关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在数所大学任教之余，还在2006年出任了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的主任。

    少女通贝里和新冠禁闭

    斯蒂格勒始终保持着法国哲学家立足时代、关心现实、勤奋撰述的优良传统。

    今年1月，他出版了专著《何谓疗伤？：格蕾塔·通贝里的教训》（Qu'appelle-t-on Panser? LaleçondeGretaThunberg），质疑国家和企业无力回应生态要求，重申科学必须独立于资本主义。

    他说，1784年康德写下的“敢于求知”（Osesavoir）标志着人类世的开始，2019年通贝里同学在联合国发出的厉声质问“你们怎么敢？”（Commentosez-vous?），则揭开了人类世终结的序幕，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人类世终将沦为熵纪！

    今年4月，他在《世界报》撰文，由新冠期间的禁闭想到他早年的狱中经历，呼吁人民珍惜这个难得的反思机遇。

    “目前的禁闭理当成为一次大规模反思的契机，来思考改变我们生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理当经历我在《怀疑和失信》（Mécréanceetdiscrédit）里所说的人的闲暇。这理当成为一个契机，重估沉默，确立而非屈从于某个节奏，付诸高度节制和理性的实践，以此应对媒体和一切让人之为人分心的外来之物。”斯蒂格勒写道。

    他又说：“我在此特别想到了格蕾塔·通贝里这一代人。为此，我和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创办了‘通贝里一代之友协会’，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创办流动学校，培养闲暇，好‘把劫难吓一跳’——我转引的是帕特里克·布舍龙所引的雨果的话——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规范性。”

    斯蒂格勒高度关注气候变化。2016年，在和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代克对谈时，他说：“我们到了这样的处境，每个人都看到了尽头，人类纪的终结是生命的终结，不只是教廷这样说，科学家们也这样说，联合国也说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将摧毁所有的经济，不只是经济，甚至是生物的灭亡等等。人们压抑以及否认这个事实。这产生了疯癫，各种症状，有时候是虚无主义、自杀、自体中毒、法西斯主义等等。这是真正的问题。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可以有希望，而是我们必须有希望，但我们必须生产这种可能性。”（许煜译文）

    他的女儿芭芭拉·斯蒂格勒也是有名的哲学家和尼采学者。

    裴程、赵和平、印螺和方尔平译贝尔纳·斯蒂格勒著三卷本《技术与时间》（Latechniqueetletemp）是由译林出版社在2012年出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