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获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返读者视野。7月31日举行的线上发布会上，李敬泽、毕飞宇在现场与莫言进行了对话。活动由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王宁主持。
“晚熟是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词，代表了一种求新、求变、不愿意过早故步自封的这么一种精神。”关于“晚熟”这个概念，莫言解释道，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不希望自己过早地定型，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晚熟，使自己的艺术生命、艺术创作力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据悉，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莫言的小学同学，“时间一下子回到五、六十年前，小说里的人物跟我一样在慢慢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成长并晚熟。”
听完莫言的解释，作家毕飞宇表示“大吃一惊”，“有时候跟作者见面，与读者去阅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里面带有装傻的意思。我是属于那种装聪明的人，而不是那种聪明地装傻的人。”评论家李敬泽则认为，由于莫言这本书的出现，“晚熟”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词。“我想这里面既有智慧，同时也代表了老同志不屈不挠的挣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体现在明明是前浪在沙滩上打个滚站起来又变成后浪。这个就是晚熟的精神，我们大家要一起发扬。”
十年蕴积，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很多读者希望读到莫言的新长篇。对于这一期待，莫言表示，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者，也都认为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够证明他的才华，证明他的力量。“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鲁迅没写过长篇，沈从文也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了，像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但是我们确实也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从它的体量、广度和深度上，对生活反映的丰富性上，确实超过了中篇和短篇。我想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一辈子不写长篇，只写中短篇。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文学的贡献。但是大家也都有一个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部或者几部好的长篇来。我没有把中篇、短篇、长篇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三种形式是无可替代的。”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十二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有关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用精彩的文字讲述着这些人这些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正如莫言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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