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惠我亦曾误我

    幼时家贫，小学遇春假，多有远足之举，每因付不起餐费等等开销，托词不去，而内心的凄苦可知。每当此时，慰我寂寥的唯有诗词。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里，似懂非懂中，居然能把《长恨歌》和《琵琶行》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除了白居易，当然还有李杜王孟等，私心尤喜王昌龄、刘禹锡、杜牧等的七言绝句。诗歌是我童年的伴侣，它让我在贫穷中富有，痛苦中忘忧，我对诗歌始终怀有感恩之情。

    我中学的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因为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所有的课本和制度都照搬英国，包括对于学生的考察和升降都取法英国本土，记得当年我们用的文法课本就是英国中学的教科书——找不到一个中文字。学校实行的是按成绩排序淘汰制，以初中三年级为例，实行的宽进窄出的方针，就是说，一个年级学生入学时有甲乙丙三个斑（每班60人，共180人），180人按当年总成绩排序，甲班第一名坐“首席”（福州方言：头名哥），依名次顺序就座。则1——60名为甲班，61——120名为乙班，以此类推。座次每个学期按学生的总成绩排一次。结业前准备淘汰两个班，自第61名开始淘汰，获得毕业的仅是甲班的六十人。淘汰是严格的，很残酷。我的中学生活就处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中。

    我初一考进三一，成绩平平。我的历届排名均不高，只有一次进入前十，为第八名。总成绩约在8至11之间，当然都是甲班，还好。我数理化很差，数学更差，三角、几何、代数，几乎一窍不通。遇到这样我不喜欢的功课，我就写诗。不仅自己写，还和同伴“唱和”，你一句，我一句，暗中传递，直至下课铃响。这样的状态，居然能混在甲班，应该是“奇迹”了。我曾试图突围，始终都停步在我所应有的线内。

    我那时喜欢文学，作文总是优秀，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来自中央大学国文系，与钱谷融先生有同窗之谊，他对我奖勉有加，更加促进了我的学业“偏离”。文学中我尤喜诗歌。课间写诗，荒废功课，把整个成绩拉下了，可谓“诗误我”。我读古诗不多，更谈不上专业，幼时自学，亦甚喜爱，兴之所至而已。前已说过，当年穷苦中曾以背诵唐诗以慰孤寂，是诗之惠我。后来“文革”中，身陷危境，绝望，彻夜不眠，以诗自救。曾作长吟，以此遣怀，也是对此心存感激。

    我系统地阅读古诗应当是在上学北大之后，千年诗史，过去是点点滴滴的碎片，经名家指点，居然串成了一道辉煌。最先喜爱的是新诗，因此，新诗于我是“旧友”，古典诗于我则是“新知”。大学本科五年，我熟读、默记，如同拥有了一批新的精神财富，于是窃喜于心。焚琴烹鹤，斯文扫地的岁月，我积郁于心，不意间向挚友发出感叹：“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此诗是杜甫于安史乱中由云安赴夔州途中所作。时间是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一千二百年后，我因口诵此诗而遭揭发检举，一时列入另册，蒙羞经年。

    这次则是因诗致祸，可谓新一次的、也是最严重的“诗之误我”。不觉间，时间又过了几十年，那些灾难的年月已成往事。也罢，让我默记这首曾经给我带来屈辱和灾难的诗篇，诗曰：“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鹳雀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杜甫：《宿江边阁》）整首诗平平，最动人的也就是末二句，都是它惹的祸。

    ■谢 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