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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08日 星期三

    小津日记——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

    张秋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8日   09 版)

        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无论对专业人士还是对普通影迷来说都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小津在电影界的地位、影响和他这本日记的分量不须赘述。日记中的内容,之前在研究小津的诸多专著或文章中屡被摘引,如今,终得以一窥全豹。

        记日记这个习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属不易,它需要惊人的毅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仪式感。这两样,小津显然都不缺。这本《全日记》收录了小津自1933年至1963年的共32册日记,时间跨度是他后半生的三十年,实际留存的日记,覆盖了其中一半左右的时间。它当然不是小津对生活的“全记录”,记什么,不记什么,有很强的选择性。每则字数很少,通常

        三言两语。这种简洁、节制的风格,也是他电影的风格。

        小津日记中“日常性的反复与仪式性的强调”,集中体现在众多“关键词”,如“喝酒”“洗澡”“睡午觉”“无所事事”等等。小津电影在两场之间习惯使用的空镜头被称为“标点符号”——他日记中这些大量“反复”的内容,则是他现实生活中的“标点符号”。小津生活中的“句子”,当然是工作,是电影。他直言“对拍电影以外的事情不大感兴趣”,所以日记中极少记录世事。

        小津的心情,一般取决于工作进展。剧本顺利完成,或者心里已经有谱,就会很高兴。干他这一行,生活难有规律,这从他日记里一望而知。工作到深夜或翌日凌晨,乃至干通宵,对他来说为家常便饭。

        小津在后期明显体力不支,日记中反复提及“疲惫”,读来让人揪心。

        小津是个酒徒,喝酒是他工作以外的第一大嗜好,也是他创作的灵感之源。他常常清点酒瓶,说喝了多少多少瓶酒,剧本还没写出来。小津日记中不但反复出现“喝酒”,还频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日记中常立志节酒,却又常自食其言。小津电影中也常有喝酒场景,最著名的大约是《东京物语》中周吉与老友醉酒后半夜回到二女儿家,结果被嫌弃。

        小津电影中的人物经常评论或感叹天气。作为日记的标配之一,小津自然也常记录天气,不过他对阴晴的关注,比常人更多一层职业性。在他日记中,有不少因天气不理想而中止拍摄外景的记录。

        小津对电影的打分极为严苛,于人于己均是如此,所以日记中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平庸之作”。除此之外,通常不做其他评论。但有一次例外,是在观看木下惠

        介《日本的悲剧》试映后的失望:“虽然是他的野心之作,但(我)并没有受到感动,(影片)非常粗糙,就如同咀嚼加了醋的萝卜一样。没想到(这是一部)平庸之作。”(1953年6月2日)

        除了《全日记》记什么,再来看它怎么记——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客观性”。日记的绝大部分文字,都仅限于纯客观记录,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也不加任何评判。让那些没有展现的部分成为物哀,是他电影所追求的目标,也成为他日记的“余韵”。日记中情感的节制,从其记录双亲去世的文字中足可见一斑。非常节制,却透出无限悲凉的人生况味。

        小津说过,如果他电影中有什么永恒不变的题材,那就是“人情”。他对母亲去世的反应中表现出来的对死亡的“看破”,对自己的“看破”,和《东京物语》中的“人情”余韵是相通的。

        品味到小津日记中悲伤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更能体会到小津电影的妙处。如其所述,他在拍摄悲伤

        场面时反而使用远景,而不是特写,他不会去刻意强调悲伤。他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悲而不泣”。小津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人性通常隐含在“植物性”当中。他不要求演员学会如何释放感情,而要他们学会如何压抑感情。

        小津日记的记录内容和记录方式与众不同,所以它的打开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全日记》或许需要一种“复调式”的阅读,也就是从日记中拎出不同线索,同时阅读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互为补充,把日记中的“有”和“无”贯穿起来,将会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或许唯有如此,才能从日记表面的“单调”中读出诸多的“丰富”来,直至发现其中蕴含的矿藏。

        小津日记的简洁、客观,造成大量“留白”,需要专家、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去一一破解和品味。总之,这是一本需要深耕,同时也值得去深耕的大书。

        小津的个人感情经历始终讳莫如深。即便在日记中,他也不曾留下任何直接的“书面证据”。小津虽终身

        未娶,但确实如其所言,并非刻意抗拒什么才单身,只是不自觉地持续下来。到后来也索性“横竖横”了:“单身汉就像个单身汉吧!怎么样,不行吗?”他并不顺遂的情感经历,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他的电影。

        关于小津的病,他在1953年3月16日的日记里曾提及“脖子上的包还没好。吃抗生素”,4月4日的日记又提及“在医务室将脖子上的包切除”,但十年后的日记中却未着一字。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对死亡或许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他在1961年日记的开头提醒自己:“酒适可而止。工作适可而止。应知生命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给人感觉他似乎有什么预感,但也可能只是对生命所作的泛泛的感慨。

        1963年2月2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决定拍下一部作品《萝卜与胡萝卜》”,可惜最终未及写成剧本。1963年12月12日,在他60岁生日前夕,小津去世。生日与忌日重合,一个完整的生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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