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报告文学不是“惹是生非”的文学

    他首先是一个勤奋、优秀的主编，主持《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二十年，细细翻阅刊物，会发现“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主旨贯穿始终；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无论是对拜金潮的批判，还是涉及教育界、科技界的话题，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调查，均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既有对都市情感和人间世相敏锐细致的洞察，又有对底层百姓命运的悲悯和深切关注，多以写实的手法，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浮沉、对社会变迁和世道人心的深入思考。

    他是杨晓升，职业编辑，业余作家。二十年前，杨晓升走进北京文联宿舍楼下阴暗潮湿、散发着异味的地下室时，曾对朋友善意的质疑，写下了《人生的级别》：“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么？！”（《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5日）

    二十年过去了，当时处于低潮的《北京文学》逐步走出了困境，并进入良性循环，走向创刊70周年发展的另一个黄金阶段。他也与时俱进，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着杂志的影响与传播。

    中华读书报：您早期在《中国青年》杂志时的作品，就显示出敏锐勤勉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那时期的创作是怎样的情况？

    杨晓升：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我视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锻炼和全面提升的时期，工作之余我开始创作小说，短篇小说处女作《真诚》发表于广东《作品》1987年第5期，之后有二三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先后散见于《作品》《萌芽》《芳草》《北京文学》等刊物。与此同时，结合工作，我先后创作出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等。说起来，这些报告文学其实都是工作时的副产品，往往是工作时采访的一个选题，杂志因容量的原因只能刊登数千字或至多是一万来字，发表的文章时常是言犹未尽，而我采访时的大多数素材也都未能用上。这促进我有机会对相关选题进一步深度开掘，于是便写起了报告文学。

    中华读书报：到《北京文学》担任执行主编后，第二年就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吧？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杨晓升：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主要是观念的阻力，当然还有由观念不同而后派生出的人际关系阻力。新时期文学之初，文学期刊曾经过伤痕文学时期的辉煌，甚至曾经走进文学期刊人之前都未曾意料到的社会聚光灯之下，优越感形成之后的故步自封、孤芳自赏和自以为是，在文学期刊编辑中普遍存在。面对后来媒体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和外部文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读者的不断分流和杂志发行量的普遍萎缩，文学期刊人普遍感到迷惘、失落与悲观。一方面，他们既自以为是又自怨自艾。另一方面，他们既孤芳自赏又抱怨读者。由此陷入观念和行动的怪圈，使得文学杂志普遍陷入低潮并进入恶性循环，发行量跌入低谷，政府主管部门不重视甚至不信任以致财政资金投入少。面对改革和新观念的介入，原有的文学期刊人普遍存在着心理矛盾，既渴望改革又害怕改革，尤其是当具体的改革措施与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激烈碰撞、尤其是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激烈碰撞时，就会形成抵触甚至反抗。

    就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经历，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了改变文学期刊千刊一面的现状、密切文学期刊与现实生活和读者之间的联系，《北京文学》开设的“现实中国”这个专门发表报告文学的栏目，遭到编辑部内部甚至外部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报告文学“不是文学”，而且容易惹是生非，我是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将这个栏目办下来的。如今二十年过去，事实证明，“现实中国”的栏目每期所刊发的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惹是生非”，而且影响巨大，所发作品不仅广受读者欢迎并被其他报刊转载，还获得过包括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每年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成为全国各种优秀报告文学年选争先选用的对象，被年选收录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也是最多的，“现实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北京文学》的品牌栏目。

    再比如：改版改革之初，我就制订规矩，一律杜绝发表本社编辑员工的文学作品（工作需要时的评论文章除外），同时要求编辑每月必须审阅一定数量的自然来稿，并将审读自然来稿的情况纳入每月编辑的考核。这一措施因为损害了本社员工一定的个人利益，自然也遭到了内部员工一定程度的排斥与反对。要求编辑审读自然来稿，是因为我认为新人和陌生作者的不断出现是文学期刊的活力和文学发展及繁荣的希望所在，而自然来稿是文学新人出现的最主要渠道。

    中华读书报：您在《北京文学》提出“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为了达到一目标，您采取了哪些措施？办刊物，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杨晓升：“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是我为《北京文学》确定的工作标高，是我们编辑每一期杂志的努力方向。我以为，只有以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有压力和动力。为了达到这个标高，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员工，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

    总之，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很多环节，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每一个环节。只要每一个环节尽可能做好、做到位，“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标高就不是空话。事实证明，目前的《北京文学》每期都有看点有亮点，内容丰富且都有高质量的作品，不信大家都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杂志，建议尽可能多看几期，并且不妨与其他文学杂志作比较，我相信《北京文学》不会让大家失望。办刊物，我最看重的是正确的理念与有效的行动。

    中华读书报：办刊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杨晓升：我以为，办刊的最理想状态是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宽松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办刊氛围；地利，就是要拥有一支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优秀编辑队伍；人和则是指刊物必须建立良好的人缘（即作家、读者、上级主管单门等方面的厚爱与支持）。

    中华读书报：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北京文学》在接地气、重视读者方面做得很出色，也能让作家更能体会到尊重。您认为《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

    杨晓升：说到《北京文学》有哪些独特之处，我还是借用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两次题词吧。《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的时候，时任河北作协主席的铁凝为《北京文学》的题词是：“精彩，活力，好看，耐看”。今年，铁凝为《北京文学》70周年的题词是：“淳厚的文化积淀，鲜活的时代生机，常新的艺术样态。团结作家，亲近读者。样貌从容亦有朝气”。我以为，铁凝的两次题词、两次概括，会比我们自己的概括更权威，也更有说服力。

    中华读书报：新媒体时代，《北京文学》如何应对或者融合多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杨晓升：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文学杂志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和读者发展要求，努力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杂志的影响与传播。其实，《北京文学》是比较早开通网页、博客和微博的文学杂志。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

    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销售，2017年始，我社又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比如每期新刊出版，我们都调动编辑在本社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

    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官方网站等常规运营的基础上，《北京文学》在2019年进行了多平台的运营尝试，一方面开始搭建官方app，另一方面，在简书、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设相应账号，针对不同平台用户需求，发布相应内容，构建新媒体矩阵，初步探索了新形势下文学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道路。

    中华读书报：您的报告文学创作涵盖教育、科技、家庭等方面，既关系个体命运，也关系国计民生。您的报告文学有何特点，对作品的敏感性以及对重大题材的把握来自哪里？

    杨晓升：热切地关注现实生活，敏锐地洞察时代风云，深切地体味百姓的幸福与疾苦，以忧患意识和悲悯之心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百姓的命运浮沉，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大概是我写作报告文学的初衷和特点。

    某种意义上讲，报告文学是题材决定论，好的选题的确立，其实已经奠定了一半的成功。什么是报告文学的好选题？首先是要立足现实，以当下的现实背景、社会现状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为参照，及时捕捉并把握普通百姓的普遍关切，尽可能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生活的前沿，思百姓之所思、想百姓之所想，紧紧抓住百姓和社会的兴奋点与热点。具体讲是题材必须要有新鲜感、典型性、普遍性和关注度，写出来的作品还要有可读性、感染力和一定的理性深度，最终达到引发读者关注、共鸣与思考的目的。如果能长时间保持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关注、敏感和热情，启开这样的思维雷达不断去寻找、策划选题，好的选题包括重大的选题自然会“其来有自”。无论是我早期创作报告文学还是后来我主编《北京文学》策划报告文学，我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策划选题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看了令人心痛。不仅关乎人生，关乎家庭，也关系到中国人口生态甚至国家前途命运，堪称是警世之作。如何做到既有文学性，又有现场叙述感，既有细节故事，又有宏观视野和前瞻性，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杨晓升：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揭示失独家庭惨状、分析一胎政策弊端并探讨开放二胎政策可行性的报告文学。2014年10月出版后，次年的全国两会，中央宣布全国实行单独二胎政策，于是有舆论将我这部书誉为“推动国家开放二胎政策的功勋之书”。

    其实，每个失独家庭都有悲惨的遭遇，自然都不缺故事和细节，加之悲剧发生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这一切都已经构成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假若将这些东西放到相应的社会背景和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上加以考察、观照，自然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给你的写作带来的价值，而前瞻性也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所谓创作的冲动，其实就是基于对你所要描写的对象、题材及所能揭示的内涵作出的价值判断，你觉得价值越大，冲动自然也就越大，这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敏感捕捉，是优秀作家的应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

    中华读书报：今年初，您的中篇小说《龙头香》获得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近几年您发表的小说都很有影响，是不是有意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

    杨晓升：写报告文学比写小说无论是时间和精力，要付出更多也更辛苦，而且写作时由于必须遵从真实性、把握分寸感，所以与小说创作比有着更多的局限，不如写小说自由和自如。我重拾起小说创作，近年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像《介入》《身不由己》《病房》《龙头香》等中篇小说都被一些选刊转载甚至收录入多种版本的优秀中篇小说年选，今年1月《龙头香》还获得了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我的创作影响更大、更广泛的还是报告文学，像《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等，都在不同时期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从现在到未来，主观上我可能不会再去写报告文学了，因为自己大量的小说构思都等待着我一步步去完成。

    中华读书报：和非虚构作品一致的是，无论是小说《病房》还是《龙头香》，都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真切的社会关怀，在真切地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透视也令人称道。能谈谈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吗？

    杨晓升：你这个提问，让我无意中审视了自己近年的小说创作，发现像《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病房》《龙头香》这些中篇小说，都带有很明显的问题意识，这可能是由于早期写作报告文学的缘故，可以说与报告文学的写作一脉相承吧。但同时，与报告文学相比，小说离不开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所以写作时更应该从小处入手，更多地体悟人物的身份与处境，时刻关注并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以及生活的基本逻辑，通过场景、故事、情节、细节、氛围和心理活动，推动作品的走向，从中发现、开掘并揭示出生活的意蕴和人性的奥秘，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人性的多样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尽可能使小说好看、耐看，读后又能让人久久回味，这是我创作上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