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明的进化而歌

    一

    某次接受访谈时，记者问我：你的创作追求是什么？我说：无非有二：一是终生做大地道德的呈现者、阐释者，为乡土立传，为生民塑魂。近期的目标，是想进行向福克纳、诺里斯、怀特致敬的动作，立足京西之南——我的“约克纳帕塔法”，完成“京西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写作。目前已完成了《京西之南》《京西文脉》，正在写《京西逸民》，并以此为开端，持续架构我的“世系”，以达到让世界读懂了京西，就是读懂了乡土中国的书写意图。二是继续我的“西典新读”工程，写我的书话散文，并做到智性、感性和理性浑然交合，尺牍之间，有大气象，做大读者、大文章家。

    这是一种写作规划，显得十分豪迈，类似野心。其实，豪迈也是一种自我施压，因为要兑现宣言，就得埋头苦干，是对轻逸生活的剥夺。《京西逸民》最初的几章顺手，但写着写着就迟滞了，因为长篇小说写作，是远遥的长途，爆发力是无用的，需要才力、体力和耐力的长久支撑。此时的我，有些“三力”不逮，强撑了几天之后，终于停了下来，无论如何不愿意继续写。

    苦恼之下，我想到了果戈里。1848年1月10日，因《死魂灵》而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给友人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对不起，亲爱的！每天我都准备写——但都被不可思议的不愿意写制止住了。”

    记得当时读到的时候，我觉得颇不可思议，一个被视为文字天才的大作家，居然“不愿意写”！为此，我还在“不愿意”三个字上加了粗重的下划线，以此存疑。

    好像是后来有一天，我遇到了止庵，我说：只要打开读书类的报刊，几乎准有你止庵先生的文章，你的创造力何等地强劲啊！

    止庵摇摇头，面色阴郁地说：你这样说，我一点也不会得意，因为文章背后所经受的煎熬，时时让我想到放弃——跟你说实话，我居室里的床，离电脑仅有一米多的距离，但是，要想从床上爬起来坐到电脑跟前去，开始一天的写作，要跟自己的惰性较很长时间的劲儿——

    今天我也遇到了此种困境，便不禁明白了，作家笔下的文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像泉水般喷涌，而是心血缓慢聚结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对灵感的耐心等待，对生活的痛苦思考，对思想的痛苦提炼，也包括对准确字词的艰难捕捉。写作者究竟不是机器，能够不停歇地连续运转，“京西三部曲”的雄心固然豪迈，但也不能不接受必然的“等待”。

    但正在此时，就来了疫情。防疫隔离，就把人封闭在室内，而被迫的封闭是无奈、是无聊，是煎熬，度日如年。而写作者的底色，有自救功能，遂生一念：与其煎熬于大自然的瘟疫，不如受用于自主的精神苦役，那反而是悲壮的征程。便把未竟的文稿重新找出，决定在上次的断处，强迫自己续写。

    奇怪地，一如冰冷的石头只要握进手掌，也会被慢慢地捂热，枯涩的笔触只要在纸上戳戳点点，文思也会慢慢地如约而至，竟渐渐地写下去了。写着写着，脑洞就开了，一如神助，疾行三月余，居然完满收官，成卷帙了。明末清初云南诗僧苍雪有云：人老笔椽下，云生砚瓦边。真是禅语如人语，只要固执地在“砚瓦”边坚守，终会有笔墨示人。

    也真是有宿命的存在，我那部被王干先生戏称为“京西的包法利夫人”的长篇小说《玉碎》，成于2003年春夏之际，那时候正闹着“非典”。阅莎士比亚的传记，他的几个最激越的剧目，也都是在疫情中写，因为他经历了数次瘟疫，恐惧和惊慌几乎伴随了他一生，所以他有拂之不去的悲愤，就成就了他伟大的悲剧。

    看来，“作家与疫”，颇可以写一部专门的文艺论，或许，困厄、困顿、困境对精神和灵魂的作用，是其最核心的部分。

    二

    《京西逸民》是我的“京西三部曲”的第三部。基于对前两部创作得失的把握，便有清醒的借鉴，写起来特别精心，试图写得更独特、更准确，有超越的样貌。

    小说以农村城市化建设为脉络，描绘了在土地腾退和拆迁过程中的矛盾纠葛、现实困境和最终破解。我在写作时，不回避矛盾，不虚饰亮色，而是正视问题，直面失误，做理性关照，以极大的善意告诉人们，城市与人是相互作用，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过程。我从这个意义上向城市的内部用力挖掘，试图把《京西逸民》写成一阕呈现“人与城”关系的现代寓言。

    为了使小说感性丰沛，有动人质地，我特别注意对京西人物形象的鲜活塑造，对京西人物性格的深刻镂镌，试图让人们从中看到，这片土地乡风纯朴、人文深厚，土地上的人，具有自我审视、自我否定、自我矫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品格特征，是一块厚积薄发、充满希望的土地。

    我还想要说的是，这部小说，在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上，我有深刻的用意。向罗曼·罗兰致敬，写出复调，有双重、甚至多重主题。农村城市化进城，必然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作用的过程，人的生活方式和感情状态，便有自然而然的彼此交集和相互影响。这就让我眼前一亮，便把京西人的情爱作为案例，浓墨重彩地拿来描摹、剔滤。我欣喜地发现，乡村爱情（传统爱情）和都市爱情（现代爱情）之间，存在着一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说的“双重矫正”的关系——乡村爱情矫正着都市爱情的内容，都市爱情矫正着乡村爱情的形式——稳固、忠贞矫正着善变和背叛，优柔、平等矫正着粗糙和专断。这样的概括，或许有些不准确，但总的感觉是：两种情感样式的相互反拨、相互补充，让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新的城市样态下，有了内在的完善、内在的和谐。

    于是，农村城市化是一种文明的进化，这里的人们，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