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尔克里计划》背后的施陶芬贝格

    1983年，德国作家维尔·贝特霍尔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出版了《四十二起谋杀希特勒案件》一书，较为系统地梳理出这些企图和事件中有案可查的部分。在这些谋刺事件中，行动的动因是多元的，实施者的国籍和信仰也五花八门。然而随着欧战的爆发，希特勒公开露面的机会日益减少，谋刺行动的难度也进一步增加。

    在民间人士的行动中，1939年11月发生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爆炸案是影响最大、实施者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次。

    爆炸案制造者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GeorgElser，1903—1945）出生于符腾堡一个工匠家庭，少年时学习成绩优秀，14岁开始学习手艺，先后当过铁匠和木匠。他决定依靠个人的力量，利用每年11月8日纳粹“老战士”纪念“啤酒馆政变”的时机，在希特勒发表演说时将其炸死。为此，他作了精心准备。为了获得炸药和雷管，身有手艺的工匠竟然自愿到采石场充当时薪仅70芬尼的辅助工。在工地上，他常常趁人不注意，捡拾掉落在地上的雷管，还直接仿制钥匙，到库房偷拿炸药。随后，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把钟表改装成定时装置。他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和低音提琴，身揣近400马克，来到慕尼黑。

    最困难的工作是把炸药放入全年营业的啤酒馆中央的大柱子中。他每次都在晚上8—10时到啤酒馆吃晚饭，吃完后趁乱闪入二楼储藏室，等到所有的人离开后出来工作。凌晨天亮以前必须停止工作，回到储藏室等待，到早晨7时多酒馆开门营业后从后门离开。由于柱子是砖石结构的，外面蒙了一层木板，他首先在木板层上做出一扇隐蔽的门，便于每次开关。然后使用各种工具凿挖砖头。这项工作的难度，一是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二是每天处理建筑垃圾。对第一个难题，他只能放慢工作进度，利用抽水马桶自动放水时发出较大的声音，加紧作敲打工作。至于建筑垃圾，他先把它们装袋倒入储藏室的纸箱里，等纸箱装满后，再利用中午的时间使用手提箱把垃圾提到伊萨河（Isar）边，倒在垃圾堆上。经过30余个夜晚的辛苦工作，中间经过了许多次差点被人发现的风险，埃尔泽的双膝也由于长期跪在柱子旁工作而有擦伤和发炎，但是，带有定时装置的炸药终于放入了柱子，外表看不出破绽，钟表的声音也被掩盖住。

    可惜的是，往常都要在该场合演讲一个半小时的希特勒，这次由于面临是否要立即进攻西线的问题，必须提前返回柏林。1939年11月8日晚上9∶20，放置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柱子里的炸药准时爆炸。在场的6名纳粹“老战士”和1名女招待当场被炸死，以后又有1人在医院里死亡，63人受伤，其中16人重伤，但希特勒在爆炸发生前13分钟已经离开了现场。埃尔泽在拉网式搜捕中很快被捕，但数天后才被确定身份。由于希特勒不相信他一个人能完成这么多工作，坚持认为其背后有英国间谍网或“黑色阵线”作支撑，所以不愿立即处决他。他长期被关押在集中营，直到1945年4月5日才被秘密处死。

    战争期间军内密谋分子的数次谋刺行动中，两次颇具戏剧性，一次发生在苏德战场，另一次在柏林。

    1942—1943年，苏德战场的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聚集在“中央”集团军群内的密谋分子打算利用希特勒视察前线的机会除掉他。他们使用假护照把格尔德勒送到斯摩棱斯克以增强力量。卡纳里斯也寻机来到东线，暗中部署“阿勃维尔”的力量加以配合。密谋分子打算在军官食堂里起事，由一支10人组成的军官特工队，在其他陪餐者的配合下，根据信号拔出手枪一齐向希特勒及其警卫开枪。然而司令官克卢格坚决不同意在餐桌上杀人。密谋分子被迫改用第二套方案，用炸弹谋刺。然而，1943年2月27日凌晨2时，希特勒突然宣布前往西南战线，离开了“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内的密谋分子立即接过接力棒，准备采取行动，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同年3月13日早晨，希特勒又在返回东普鲁士途中停留斯摩棱斯克。原先的那批密谋分子立即继续行动。他们以托带礼物为名，将伪装成两瓶白兰地酒的英制定时炸弹送上希特勒的专机。这种炸弹不使用会发出声响的机械走时装置，改用化学酸液腐蚀金属丝的方法控制起爆时间。定时炸弹与希特勒同在一架飞机上，化学酸液蚀尽了金属丝，撞针向前击发，但炸弹却没有爆炸。密谋者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因于苏联上空的气温太低。

    几天后，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将出席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事后将用半小时的时间参观由“中央”集团军群举办的缴获的苏联武器展示会。密谋分子冯·格斯多夫（ChristophvonGersdorff，1905—1980）上校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放炸弹后，决定把炸弹放在大衣口袋里，在预定的爆炸时间前尽量靠近希特勒，与他同归于尽。然而，由于最细的金属丝被蚀断也需要十分钟，而希特勒在现场仅逗留了两分钟就匆忙离去，格斯多夫只得在希特勒离去后，急忙跑进卫生间，卸下已进入倒计时的雷管。

    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七二〇”谋刺希特勒事件是军内密谋集团谋划的一次重大事件。

    该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是近代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奈德哈特·冯·格奈森瑙（NeidhardtvonGneisenau，1760—1831）的后代，其父亲曾经当过符腾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他头脑冷静周密，喜爱文学艺术，在职业选择上几经周折后，19岁那年加入了国防军，在第十七骑兵团当见习军官，1930年晋升为少尉。对于纳粹运动，他的态度比较矛盾。作为贵族世家出身的有教养者，他对纳粹们野蛮的、无教养的，有时候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做法感到反感，但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又使他支持希特勒政权毁约扩军的举措。

    1936年，他进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学习期间，其全面的才华引起教官和陆军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后他进入总参谋部供职。然而，当年发生的反犹高潮，尤其是他长期生活的班贝格所发生的焚烧犹太会堂事件，以及全国范围的“水晶之夜”事件，使他对纳粹运动和希特勒本人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而翌年夏天的战争危机，使他看到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引向战争，这场战争可能是长期而伤亡惨重的，将把德国引向失败的灾难。欧战爆发后，他到第十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渐起。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派遣到东线，协助在苏联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部队”。在这期间，党卫队在苏联的暴行，以及希特勒要求枪杀所有苏军政委的命令，使他彻底看清了纳粹分子的真面目。他寻机加入了密谋集团，并很快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1943年2月，他被调到突尼斯战场，在装甲师任作战参谋。4月7日，他乘坐的汽车开进雷区，同时遇到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身受重伤。他的左眼全瞎，左手的两个手指和整个右手被炸掉，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医生们久久不能确定他是否能挺过去。然而其毅力过人，在治疗过程中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最后顽强地活了下来。还没等伤病全部养好，他就要求回部队继续服役，并更加积极地参加反抗活动。针对当时不少将军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明确地表示：“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1943年9月，他晋升为中校，并调回柏林陆军总司令部任军械署参谋长，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参加密谋活动。

    他一方面加紧练习定爆技术，学习用左手残存的三个手指夹碎定时炸弹的酸液瓶，另一方面与贝克等人一起，加紧修订《女武神计划》（Walküre，又译《伐尔克里计划》）。该计划有阴阳两个版本。提交希特勒批准的内容是，一旦在柏林和诸如慕尼黑、维也纳、科隆等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发生暴动，即由武装部队国内驻防军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由于外籍劳工既无武器也无组织，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而很容易看出此举的真实意图。但此时希特勒早已是草木皆兵，眼见精壮将士都被牵制在国外，国内空虚，自然对国内驻防军产生兴趣。该计划的真实内容是，首先派专人刺杀希特勒，得手后即使用国内驻防军和警察发动政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夺占位于柏林的全国广播总局和广播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盖世太保总部，解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武装，然后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驻防军指挥官和境外军官，同时通电全国，宣布希特勒已死，成立以贝克为国家元首、格尔德勒为政府总理、维茨勒本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新政权。

    1944年6月，施陶芬贝格晋升为上校，担任国内驻防军参谋长，为主持《女武神计划》提供了更好的条件。6月7日，他在元首山庄首次见到希特勒，后者对他提交的修改版《女武神计划》很感兴趣，表示该版计划“特别出色”，而他也看清了“在元首身边有随便活动的可能”。7月2日，他再去汇报工作，公文包中携带了定时炸弹。然而由于他想同时炸死的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场，所以无功而返。7月15日，施陶芬贝格第二次携带炸弹来到希特勒身边，但由于没有机会启动定时装置，又未能成功。

    1944年7月20日，数次都未成功的密谋反抗行动再一次启动。刺杀和政变两个环节的主角都是施陶芬贝格，由于刺杀舞台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Rastenburg）以东15公里处的“狼穴”（Wolfsschanze）大本营，而政变舞台在德国本土的柏林，两处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当时的飞机需要飞行两个多小时，这给整个行动增添了不少难度。当天中午，施陶芬贝格顺利地进入会场，炸弹也准时爆炸，但由于会场临时从地下室转移到窗户大开的地面建筑内，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也被人无意间从希特勒的脚边移到厚厚的橡木底座的另一侧，结果，尽管希特勒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掉落的椽子划破，但生命无碍。

    站在会议室外200码处的施陶芬贝格看到会议室在爆炸声中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推测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与会者都已经被炸死，至少也命在旦夕。他急忙通过重重关卡，坐车到了机场，乘坐原来的飞机原路返回。飞机上没有通讯设备，因而既无法指挥柏林的同谋者立即行动，也无法通过电台广播分析柏林的近况，只能一厢情愿地想象盟友们已经行动起来接管了柏林，并且正在发出给德国本土和西线军事指挥官的文告。而事实上，由于“狼穴”大本营与柏林之间的通话质量欠佳，同时密谋分子因害怕遭到窃听而匆忙挂机，因而柏林方面并不清楚希特勒是否已死，不敢有所动作。施陶芬贝格回到国内驻防军总部时，整个行动计划已经失去了宝贵的三小时时间。

    在施陶芬贝格的坚持下，政变行动开始启动，但“狼穴”大本营方面的防范和反击措施也已开始。密谋圈内的不坚定分子和圈外的骑墙分子一听说希特勒未被炸死，纷纷反戈一击，最后导致事件以失败告终。希特勒对密谋分子展开疯狂的报复，当天就枪杀了贝克、施陶芬贝格等主要人士，随后组织了“七二〇事件特别委员会”，由来自11个机构的400名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组成，整个报复行动导致4980人死亡，其中包括格尔德勒、卡纳里斯等人。不少遇害者生前遭到“人民法庭”羞辱性的审讯，死后骨灰被胡乱地撒入农田甚至臭水沟。

    “七二〇”事件尽管没有达到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目的，但它给了两者以沉重的打击，使它们在声誉和实力方面遭遇到无可挽回的损失。

    几个月后，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本文摘自《第三帝国史》，郑寅达、陈旸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定价：1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