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可能的方向和希望

    2020年初，韩君倩导演的剧情片《七声》在北京试映。这是一部正面关注农民及农民工群体的影片。及至回追韩君倩导演的长篇系列纪录片《乡愁》后，便有两个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命运”和“希望”，这也是韩君倩导演作品人文关怀的两个深刻主题。

    农民和农民工的命运

    《七声》的创作缘起决定了电影悲悯的人文基调。“葛亮的小说《阿霞》我是在一个夜晚一口气读完的，一下被阿霞这个人物击中似的，阿霞的父亲来饭馆要领阿霞回农村老家的场景让我不由得想到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结尾阿霞真的回到了农村的那个命运结局令人唏嘘不已、揪心不已，有一种切肤之痛和悲怆的感觉，同时也令我思考中国打工者群体的命运归宿。在看小说的这两个场景时，我脑海里已经不自觉地在勾勒着它的画面和声音……而且挥之不去，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一定要把它搬上银幕，一定要把这样一部关乎社会转型时期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的电影拍出来。中国的银幕上太少有力度的、有温度的关注民生、关注大众的电影了。”韩导演眼中的阿霞悲怆有力，呼之欲出，生动鲜活。《七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表现他们在城市打拼的冷暖人生。

    韩君倩导演秉承她一以贯之的对漂泊在城市或留守在乡村的农民的关注——为时代留下“证言”，为小人物留下“画卷”。系列纪录片《乡愁》通过跟踪拍摄河南民权吴老家村留守儿童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及一个村庄一年四季的农业耕作，真实、形象地记录、展示了中国农民、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和他们的梦想，既有对生命个体深入细腻的表现，也有对农民群像的宏观把控和生动描绘，是一部具有人类学、社会学价值的纪录片，一份镜像呈现的“中国农情”，一部“乡土中国”的叙事曲。

    两部影视作品互为映照，可以视作姊妹篇，都是对转型期农民和农民工生存状态形象化的描述。

    长期以来，我们总觉得乡村是问题，要帮助乡村解决问题，看《乡愁》和《七声》，会突然领悟，乡村和农民工本来不是问题，是工业化将他们变成了问题。几代农民工个人和家庭付出的体力、心理、精神乃至生命的代价，支撑了中国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他们的牺牲、隐忍成就了国家的强大。韩导在她的纪录片《乡愁》导演阐述里这样写到：“城市因他们的参与和贡献，加速了发展的步伐；乡村却由于他们的离开，变得有些寂寥和凄凉。衰落的村庄，留守的儿童和老人，今天中国乡村独有的景象。”

    城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文明的空间表现形态。工业化以强势的话语体系摧毁了乡村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价值体系，破坏了以文化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以城市为中心，重新组合、布局生产要素。农民工背井离乡离去的不止是熟稔的故土，而是被视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离天地最近的大自然，这群人的离去代表整个时代与传统、乡土和自然的分离。在城市这个陌生的文明空间里，她们根植于乡土的知识和技能黯然失色，男人们的手艺、女孩子的绣花都变得一文不值。

    如今，当灾难将生活的豪华外衣一层层剥下，面对吃饭和健康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时，人们更能体会到支撑社会的往往是小人物。在城市空旷的马路和静寂的社区，只有快递员、清洁工、物资运输司机、外卖员在工作，为大家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和服务，有他们在，证明城市还在正常运转。我们平常看不起的小人物成了城市里赖以生活的重要支撑，可是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苦乐。他们从事人们认为的卑微工作，最辛苦，报酬却最低，有时还得不到尊重。满足生活必需的粮食、蔬菜最廉价，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离生存必需越远的东西，附加值却越高。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小人物维持着生存的必需，他们理应得到善待。

    可能的希望

    农民工的命运和希望这两条主线交织在韩导演的视线中。《七声》的女主角阿霞在餐馆打工，她很聪明，对数字特别敏感，算账特别快，单纯、正直、耿直得让人觉得好像脑子有问题，不是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的人。她看不惯、觉得不对的事情，都隐藏不住地义正词严。一位对她照顾有加的工友安姐因为生活所迫拿了餐馆刚结账的钱，阿霞质证了她，但当安姐的丈夫在外面吃喝嫖赌，不断强迫即将分娩的妻子给他钱，阿霞就在路上将他偷袭打伤，因此进了看守所。她的一些工友说，阿霞“干了本来应该是爷们该干的事”。阿霞身上闪耀的人性之光让人震撼，一个没有被世俗污染的姑娘，无视大家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的“不正常”可以照见被工业化的利益和效率异化的精致利己主义“正常”的荒谬。小人物保留的原本正常的美好、善意和自觉才是可靠的希望，他们的美好因人生处境的艰难，更显可贵，更值得尊重，这样的群体恰恰是希望的所在。

    我们容易只看到他们生活的艰难，而忽视那些看起来卑微的生命具备的才能、潜质和美好。以阿霞的聪明，本来也许可以上高中、上大学，可因为家庭困难，她很早就辍学了，母亲病重，家里背负很多外债，父亲在外打工致残，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弟弟要供养，阿霞不得不来到苏州，到父亲原来打工的餐馆做杂工。

    《乡愁》里的吴海霞从小特别会唱戏，因为生活所迫，跟随丈夫和村民一起到北京和河北的建筑工地干活，根本无从实现自己的豫剧梦想，她痛苦而无奈。“城市里万声迭转，‘七声’穿析群嚣，放声因惯习而为人所忽略的音响。他们都是你我身边的凡常人物……他们的声音尽管微弱、零落，却能凝聚为大的和音。他们的伤痛与欢乐都是这时代的根基，可谓‘一均之中，间有七声’。”

    如果就乡村看乡村，不深入乡村，会觉得乡村和农民是问题。当我们走近，站在城乡之间，尤其是为城市的食品、健康、心理、精神、审美等现代问题寻找答案时，才发现乡村和农民是问题的解决者。我们已经尝到了工业化背离自然带来的种种苦果，用不同于工业化的眼光看待“发展”，以生态文明的视角重估乡村和农民拥有的知识和技艺，他们的明天在哪里？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蓝图里，乡村特有的文化和手艺是不是会被重新估值？如果这样，这些农民工群体的命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悲欢，他们的希望不仅只是改善个人命运，也不是为乡村和农民寻找希望，而是乡村和农民在另一个可能的方向，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生态生活的希望。

    《七声》的结尾定格在阿霞在远处对着镜头外的男主人公高喊“等我娃儿大了，我还去苏州打工”，这种命运的轮回将来注定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宿命吗？希望他们能做的，等待他们的，能带给他们希望的，不仅仅只是到城市打工。

    人文的精神之魂直抵民间冷暖

    拍摄与乡土和乡村有关题材的影视片，纪录片可能相对更容易呈现、保持更多本真的东西，也比较常见，比如美食题材的《舌尖上的中国》和展现“非遗”手工技艺的《大国工匠》。不过这些影视作品更多的关照还是放在“物”上，虽然也会零星或碎片化地观照背后人物的生存状态，但较少铺陈背后的人物和情节，不会有对生命个体及其境遇的关注和探究。内容和情怀始终是形式创新的引擎，韩导演找到了纪录片和凸显写实风格的剧情片两种片型相互交融的独具一格的艺术表达，“既呈现生活的质感和张力，饱蘸感情，又追求真实与审美的统一，保持一种温和的克制”，这一独特风格使《七声》在2019年岁末和2020年伊始，不断在一些国内、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奖项或提名。

    剧情片《七声》流淌着跟系列纪录片《乡愁》同样的精神气质。受制于预算等客观条件，不是大制作，没有大投入，没有辗转腾挪的大场景，也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反倒让人被紧紧抓着，在作品的沉浸中，从内心升起一个愿望：这个群体应该被关注。比起色彩、场面、情节表面的华丽，贴近时代脉搏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内在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才是作品的灵魂。

    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乡村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和发展？乡村和它所蕴藏的无尽的文化为解决现代问题的能够提供什么独特价值？疫情爆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期待有更多的电影、电视剧去挖掘、展现传统、乡土的文化、生活和人性的美好，这可能会是中国影视作品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