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

    一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20世纪美国的传播经历了由慢到快、加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分水岭在1958年，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EducationAct），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开始大量投入资金，在主要的大学设立语言及地区研究中心，推行中国语文教育，开展中国文化研究。据统计，1958—1970年美国政府和基金会投入中国研究的经费高达4000万美元，其中约2300万由福特基金会提供，公私投入是此前13年（1945—1958年）总和的约20倍。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这类研究机构有：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8）、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0）、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61）、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63）、伊利诺伊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64）等。此前哈佛大学已率先于1955年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随着这些中心的建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在人员、经费、图书资源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在20世纪早期（以及此前的整个19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传播的主导权掌握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业余汉学家手中。1784年中美之间即开始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商人虽然很早就来到中国，但他们来去匆匆，无心他顾，中美通商50年后还几乎没有一个商人能懂中文。这种情况直到1830年代传教士的到来才告结束。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致力于汉语的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19世纪美国人关于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一批成绩突出的学者：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丁韪良（WilliamA.P.Martin）等。丁韪良被誉为“汉学第一人”，他的《翰林集》（HanlinPapers）一、二编以及《汉学菁华》（TheLoreofCathay）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

    1877年耶鲁大学率先设立汉学教授席位，聘请卫三畏为首任教授，可以看作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但专业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很慢。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步耶鲁后尘于1890年设立了汉学教席，然而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96年才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Fryer）充任。傅氏是著名翻译家，曾在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工作二十多年，其间将一百多部西书译成中文，但其汉学研究的水平难称上乘。

    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PromotionofChineseStudies），以此来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也于1929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中国进修，为培养美国专业汉学人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1920年代末开始，美国专业汉学才真正走上发展的正轨，而快速增长则是从1950年代开始。

    二

    就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而言，美国传教士的开创之功不可抹杀。他们最早接触和阅读中国的典籍，并着手做了一些译介工作，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的传播由此开始。比如《诗经》，最早的译文出自娄理华（WalterM.Lowrie）之手。娄氏是美国北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1842年来华，1847年在从上海前往宁波的途中遇海盗落水溺死。就在去世的这一年，他在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1832—1851）第16卷第9期（1847年9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Readings in Chinese Poetry:translationsoftwoodesfromtheShiKing”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全文翻译了《诗经·周南》中的《关雎》《卷耳》并对两首诗做了简要的说明。此文是美国人最早的《诗经》英译，也是英语世界最早从中文直接翻译的《关雎》《卷耳》文本。

    到了20世纪，随着职业汉学的发展，美国学人在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译本以说明之。

    哲学方面译著很多，尤其是《论语》和《老子》出现了多个译本，《论语》主要译本有：魏鲁男（JamesR.Ware）译本：TheBestofConfucius(1950)；庞德（EzraPound）译本：Confucian Analects（1951）；安乐哲（RogerT.Ames）译本：AnalectsofConfucius:APhilo⁃sophicalTranslation（1998）；李祥甫（DavidH.Li）译本：TheAnalectsof Confucius: A New-millenniumTranslation（1999）等。《老子》主要译本有：林保罗（PaulJ.Lin）译本：A TranslationofLao Tzu’sTaoTeChingandWangPi’sCommen⁃tary（1977）；梅维恒（Victor H.Mair）译本：TaoTe Ching: TheClassic Book ofIntegrity and theWay（1990）；林理彰（RichardJ.Lynn）译本：The ClassicoftheWay and Virtue:ANew Transla⁃tionofthe Tao-te ChingofLaoziasInterpretedbyWangBi（1998）等。其他重要哲学著作译本有华兹生（BurtonWatson）的《庄子》全译本：Complete WorksofChuangTzu（1968）；约翰·诺布洛克（JohnH.Knoblock）《荀子》全译本：Xun⁃zi:ATranslationandStudyoftheCompleteWorks（1988—1994）等。

    在史学方面，主要译本有华兹生（BurtonWatson）的《史记》选译：Recordsofthe Grand HistorianofChinaTranslatedfromtheShihChiofSsu-maCh’ien（1961）；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的《史记》全译：The GrandScribe’sRecords（1994—2011）；德效骞（HomerH.Dubs）的《汉书》选译：The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1938—1955）等。

    在文学方面，主要的历代作品选译本有梅维恒（Victor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 1994）；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Anthologyof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1911,1996）；全译本很多，代表性的有庞德（EzraPound）的《诗经》英译（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byConfucius, 1954）；康达维（Da⁃vidR.Knechtges）的《文选》英译（Wen Xuan, orSelections ofRe⁃finedLiterature, 1982—1996）；余国藩（AnthonyC.Yu）的《西游记》英译（TheJourneytotheWest,1977—1983）等。

    20世纪以来，美国在译介中国典籍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家，其中尤以华兹生（BurtonWatson）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生于1925年，1956年凭借有关司马迁的研究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其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在哲学方面他翻译了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作品，在历史方面他翻译了《史记》《左传》等著作，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杜甫、苏东坡、陆游等人的诗歌。他不仅翻译的内容广泛，而且质量上乘，是当今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除了上文列举的学院派翻译家，一些学院以外的翻译家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们的翻译作品往往通俗易懂，更适合普通读者的需要，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类翻译家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克里利（ThomasF.Cleary）和戴维·欣顿（DavidHinton）。

    托马斯·克里利生于1949年，197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翻译和研究工作。他翻译了大量佛教、道教和其他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如《碧岩录》（TheBlueCliffRecord,1977）、《华严经》（The Flower Ornament Scripture，1984）、《周易禅解》（TheBuddhistIChing，1987）、《中和集》（TheBookofBalanceandHarmony，1989）等。他最著名的翻译作品是《孙子兵法》（TheArtofWar,1988），该书出版后被《华盛顿邮报》评为畅销书，多次再版。

    戴维·欣顿出生于1945年，早年在康奈尔大学和台湾大学学习过汉语和中国文化。他是翻译家，同时也是诗人，所以他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中国诗歌，曾将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此外，他还将《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翻译成英文，是20世纪第一位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四部哲学典籍独自全部译成英语的西方翻译家。

    三

    在华兹生的众多译作中，《庄子菁华》（ChuangTzu:BasicWrit⁃ings）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自1964年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好评。所谓菁华就是并非全译，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除全部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外，选译了外篇中的《秋水》《至乐》《达生》和杂篇中的《外物》，共11篇。

    19世纪后半期以来，英语世界出版了多部《庄子》译本，水平参差不齐，但都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最早的译本是巴尔福（Fred⁃ericH.Balfour）的Thedivineclas⁃sicofnan-hua: beingtheworksofChuangtsze,Taoistphilosopher，出版于1881年。巴氏是英国人，1870年来华经营丝绸和茶叶，后来弃商从文，先后担任过《通闻西报》《华洋通闻》《字林西报》等报纸的主笔。除了把《庄子》翻成英文外，巴尔福还翻了《老子》。对于他的《庄子》翻译，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A.Giles，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认为巴尔福的汉语水平完全不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相比之下，另外一位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则要宽容得多，他认为翻译《庄子》实在太难，第一个尝试的人毕竟勇气可嘉。

    巴尔福的汉语水平确实有些问题，而翟理斯对他评价不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本人是《庄子》的第二位英译者，难免所谓“影响的焦虑”。翟理斯的译本（ChuangTzu:Mystic, Moralist, andSocialReform⁃er）出版于1889年，水平当然要高出很多，能够抓住《庄子》原文的精神，因此也成为华兹生认真参考的第一个译本。但翟译也不是没有问题，华兹生认为翟理斯太过于迁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阅读口味。

    说来有趣的是，肯定巴尔福首译之功的理雅各是《庄子》的第三位英译者。理氏早年埋首儒家典籍，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产生巨大影响。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着手翻译道家的作品，他收于《东方圣书》（TheSacredBooksoftheEast）系列中的《庄子》译本出版于1891年。理雅各的汉学功力无疑是一流的，但可能浸淫于儒家太久，华兹生认为他的《庄子》翻译尽管非常忠实于原文，但对于《庄子》的精神实质却常常把握不住。

    到了20世纪，又有几种《庄子》译本出现，它们对于华兹生同样具有参考作用。冯友兰1933年的译本（ChuangTzu,ANew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Hsiang）中包含了郭象的注释。英国汉学家魏理（ArthurWaley）的《庄子》译文包含在《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Three WaysofThoughtinAncientChina,1939）一书中，虽然只有不多几篇，但质量上乘。让华兹生比较失望的是他的同胞魏鲁男（James R. Ware）的译本（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1963）。在“译者前言”中魏鲁男竟然把庄子说成是“儒家的一派，而且是进步、有活力的一派”，这样的理解下翻译出来的《庄子》恐怕只能充当反面教材了。

    除了《庄子》外，华兹生还在上世纪60年代翻译过《墨子》等其他几种子书。他说在翻译这些子书时基本采用意译，但是译《庄子》时却非常谨慎，对原文亦步亦趋。因为在他看来庄子使用的虽然是散文，但却像诗人一样驾驭文字。举一个例子。《德充符》中有句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其中“与物为春”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表达，对此翟理斯的翻译是：liveinpeacewithmankind；冯友兰的翻译是：be kind withthings。华兹生认为他们的翻译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象。华兹生将这句话译成：makeitbespringwitheverything，以诗译诗，堪称后来居上。

    华兹生的“译者前言”主要谈翻译问题，但也论及《庄子》的主题思想，认为简而言之可以说是“自由”（freedom）。中国上古的哲学家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混乱、痛苦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其他人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纲领，庄子的答案是“从这个世界解放你自己”（free yourselffrom theworld）。在华兹生看来，庄子对这个病态和充满恐惧时代的表述最好地体现在这样一个比喻中：“疠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天地》）基于这样的理解，华兹生将《庄子》开篇《逍遥游》译成FreeandEasyWandering，1993年托马斯·克里利在自己的译本中则仅用Freedom一词，更加直截了当。

    除了《庄子菁华》外，华兹生还在“菁华系列”中翻译过《墨子》《荀子》《韩非子》。在华兹生看来，这几子所讨论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虽然也具有普世意义，但更多的还是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庄子》的高论则不局限于他那个时代，而是面对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华兹生认为《庄子》最难译，但也最值得译，因为它具有永恒的价值（atextoftimelessimport）。从销售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华兹生在《庄子菁华》1996年新版前言中指出，三十年来其他三子之英译本的阅读和购买者基本是研习亚洲文化的学生，而《庄子》的受众，范围就广大得多了。

    四

    在翻译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繁荣，涌现了大量的成果。哲学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德效骞《古代儒学的铸造者荀子》（Hsuntze: TheMolderofAncientConfucianism，1927）、顾立雅（HerrleeG.Creel）《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ChineseThoughtfrom ConfuciustoMao Tse-tung，1953）、孟旦（DonaldJ.Munro）《古代中国“人”之观念》（ConceptofManinEarlyChina，1969）、牟复礼（FrederickW.Mote）《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Founda⁃tionsofChina，1971）等。

    在历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和崔瑞德（Denis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丛书共15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五代十国及宋代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上下）、清代前期卷、晚清卷（上下）、民国卷（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下）。晚清卷最先于1978年出版，其他卷也陆续问世，目前只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下、清代前期卷下还没有出版。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充分反映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费正清等人当初策划这套丛书，是从秦统一中国开始，没有把先秦包括在内，主要是基于当时条件不成熟。1999年剑桥大学出版了由夏含夷（EdwardL.Shaugh⁃nessy）和鲁惟一（MichaelLoewe）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Cambridge HistoryofAncient Chi⁃na），该书充分运用了各种出土文献，是目前对于早期中国最全面而系统的描述。

    在文学方面，康达维（DavidR.Knechtges）的汉赋研究、薛爱华（EdwardH.Schafer）和宇文所安（StephenOwen）的唐诗研究、艾朗诺（RonaldEgan）的宋诗研究、白之（CyrilBirch）和韩南（PatrickHanan）的宋明白话小说研究、伊维德（Wilt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H.West）的元明戏剧研究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大型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哲学方面，代表性的有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SourcesofChinese Tradition，1960）、陈荣捷编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1963）；在历史方面，代表性的有恒慕义（ArthurW.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943—1944）、富路特（LutherC.Goodrich）主编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976）、贺凯（CharlesO.Hucker）编的《中国古代官制词典》（ADictionaryofOfficial TitlesinImperialChina，1985）；文学方面，代表性的有倪豪士（WilliamH. Nien⁃hauser）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Indiana Companionto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1986）。

    华人学者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自20世纪初期开始，就陆续有中国学者到美国留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各种机缘留在了美国，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老一代的著名学者有王际真、赵元任、洪业、萧公权、房兆楹、邓嗣禹、柳无忌、何炳棣、杨联陞、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张光直等。年轻一代人数更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所有华人学者中，就影响的广度而言，可能没有人能够超过林语堂。林氏早年毕业于教会中学和大学，后来又在美国、德国留学，练就了一手过硬、地道的英文。1936年他移居美国，出版了《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1937）、《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ofConfucius，1938）、《老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se，1948）等一系列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美学者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20世纪的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禅宗思想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尤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