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庸常君主与巨公辈出的时代

    据说以北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差不多同步，吴钩先生第四部释宋作品《宋仁宗：共治时代》出版。该书《楔子》第一句，作者就给出了新闻导语般抓人的论断：“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极低的皇帝。”可不，除了作者所论列的跟名胜古迹、跟治绩、跟艺术造诣、跟民间编排相关的帝王，宋仁宗没法比“存在感”，即便跟时代较近的嘉道咸同，甚至跟秦二世、汉献帝、陈后主、南唐后主、明思宗这样的亡国之君，宋仁宗都无法比存在感。就我自己来说，宋仁宗的名讳赵祯，就异常陌生。

    作者进而指出，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然而，“正是在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历史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作者不完全开列的仁宗朝人物中，我眼熟的就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柳永、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范仲淹、富弼、韩琦、司马光、范纯仁、沈括、苏颂、包拯、余靖、文彦博、狄青、张方平、张先、晏殊、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宋敏求、范祖禹、张载、吕大临、毕升。任何完成中等教育的中国人，对中小学课文假如还有记忆，诗词而外，古文该读过《爱莲说》《秋声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石钟山记》《上枢密韩太尉书》吧？这个密度，吾国历史上，大概也就唐玄宗开天年间，可相仿佛，而丰富度则远过之。

    这么个“巨公辈出”的时代，极易唤起读者亲切感。我们也就很容易如同作者一样，心下起疑：“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连敌国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道宗耶律洪基甚且为造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无老无少，无远无近，“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因此我们也就容易带着一脑子疑问，走进作者精心编织的文本，一窥“善良与懦弱”“进取与退缩”“坚持与妥协”“任性与克制”的仁宗是如何“盛治”的。要而言之，作者选取最为关键的制度背景，主要围绕二府、台谏和皇帝三者之间的各自独立而相互制衡的关系，大体以仁宗成长和临御时间先后来组织材料，解析北宋的政制与时局。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台谏在仁宗朝的“振职”风光：“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没有宰相副署，即使诏书，也不具法律效力，形同废纸。台谏宰执而外，还有知制诰的封还词头、封驳司的封驳诏命，让皇帝束手束脚，不但无权自选皇后，甚至加封贵人妃嫔、赏赐贵戚近侍，都难以如愿，专制云乎哉！

    随便看几则仁宗朝各路官员对皇帝的言说——

    庆历三年陕西转运使孙沔奏疏：“祖宗有天下，垂八十余载，未尝以言废人。景佑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皇佑二年，台谏坚决反对仁宗拔擢最为宠爱的贵妃温成的叔叔为三司使，侍御史彭思永进谏：“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惹得仁宗震怒，追查信源。谏官吴奎反对：“御史许风闻。事有非实，朝廷能容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穷主名，则后无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皇佑三年，仁宗想给其老师夏竦改一美谥，礼官抗议，判考功司刘敞上疏：“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侵臣官。”嘉佑六年参加制科考试的苏辙，二十出头，面对仁宗，毫不胆怯：“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际，其所以招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餍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贿赂。贿赂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谒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简直指斥仁宗荒淫好色，迹近污蔑。好笑的是，苏辙居然制科高中。

    当不断有大臣劝仁宗收揽权柄，仁宗有清醒认识：“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政出宰辅，仁宗垂拱，此所以嘉佑之治的根本原因。

    宋仁宗的传记，无疑撰写难度极高：传主局促深宫的行迹限制，发挥不易；仁宗一朝的群星璀璨，取舍为难。但《宋仁宗》连篇累牍引用正史、别史、杂史、笔记等史料，却未予人拖沓臃肿之感，足见作者拣择之严和编织之巧。该书上架一周就开始重印，证明了作者写作的成功；同时，也说明其对宋仁宗时代的肯定获得了广泛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