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户“被统治的艺术”

    明代，从沿海到内地，从腹地到边疆，均以卫所镇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明代卫所制度是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对象。卫所制度研究之发轫几乎与中国现代史学之兴起相伴，其成果不断涌现，历久而弥新。因卫所制度而产生的研究，不仅有制度史、军事史的探讨，还扩及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卫所制度的方法不再仅限于传统史料的考证与辨析，从田野中发现历史，实现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转变，是卫所制度研究的新旨趣。20世纪后期兴起的历史人类学成为史学“新贵”，国内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学派”见长。作为“华南学派”第三代学者之翘楚，操有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加拿大学者宋怡明教授，在运用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卫所制度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当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宋教授长期在中国福建做田野调查，有着二十多年的田野经验，闽南村庄到处皆有其身影。《被统治的艺术》即是宋教授历时八年，基于对福建沿海二十多个卫所的考察，在多年田野工作与细致研究基础之上新近发表的一部有关卫所制度的力作，而其特色在于讲述了军户面对军役、军屯与地方融入的“日常政治”与“民间智慧”。

    一、“解域化”与“再域化”：社会关系的重塑

    明代卫所的卫官、士兵籍隶军户。军户的来源主要有“原报抄籍”“从征”“归附”“谪发”“垛集”“抽籍”等途径。（王毓铨.明代的军屯[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3页）纳入军户的家庭世代承袭，不得脱籍。“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吴晗.读史劄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92页）卫所的组建并非直接将当地的居民纳入军户，而是通过军事移民来实现。由此，即产生了卫所士兵与原籍关系的疏离（即“解域化”）。但与此同时，正军与军余、余丁以及家属等到卫所驻地生根，久之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即“再域化”）。

    作者以“在乡村”和“在卫所”两个部分来展现因卫所制度而产生的“解域化”和“再域化”。书中以漳浦郑氏为例，洪武九年（1376年）郑家被编为军户后，经过协商，由次子景忠代兄从军，前往遥远的湖广承天卫服役。而后文的蒲家和倪家稍好，毕竟是在福建省内服役。“解域化”并不是一种关系的断裂：作者以许家故事阐释，一方面，卫所军户有着获取军装盘缠的动机；另一方面，原籍军户借以表明已按规定服役，避免额外勾军。

    卫所军户远赴他乡，由于鼓励士兵安家卫所的政策，使士兵及军眷“再域化”。时长日久，他们逐渐融入新环境当中，积极参与地域社会构建，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从蒲岐何氏族谱中反映的婚姻结构中看出，随着何家在卫所安居日久，其姻亲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卫所军户，而是扩大到卫所地域的民户。“再域化”另一表现是卫所军户将家乡神祇带入卫所驻地和卫学创建所带来的精英阶层互动。新的群体融入，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

    二、灵活自如：家国之间的平衡策略

    面对国家的种种制度条文和日常监管，军户家庭运用他们的“民间智慧”，合理地处理个人、家庭及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优化自身的处境。具体来说，宋教授总结了四大策略类型：一是“优化处境”策略（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譬如前文提到的“解域化”，因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军户家庭制定了“集中”“轮替”和“补偿”的基本策略，以减少军役带来的滋扰。书中以泽朗郭氏、大仑蔡氏、长乐林氏等为例作了生动详细的描绘。二是“近水楼台”策略（strat⁃egiesofproximity）。明代严禁私人海上贸易，但沿海的卫所军官和士兵却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走私，从中谋利不菲。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监守”与“违法”之间游走自如，恰恰不是规避体制，而是积极利用自身“靠近”体制的便利。三是“制度套利”策略（strategiesofregulatoryarbitrage）。“制度套利”乃是作者从经济学术语中借来表述卫所军户利用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性或政策规定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差异性，从中套利。在明代，“军屯”与“民田”属两种系统，二者之间存在差利。随着卫所屯政废弛、“军屯”民田化，军户与民户皆可利用两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进行套利。这一事实从作者引用的大量族谱及谳牍中可以清晰窥见。四是“诉诸先例”策略（strate⁃giesofprecedent）。时过境迁，朝代更迭，但如果先前的制度规范依然可以诉诸利用，带来“实惠”，民众就会设法争取。所以，尽管已至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卫所制度早已裁撤，粤北原大城所的军户依然以“前朝军户”身份要求豁免徭役（即便他们已不再服兵役了），而大城所周边的灶户又以居住在驻军之地要求免税。另一个例子是铜山所军户利用原有的卫所组织结构共立“祖先”组建宗族，顺利成为民户，缴纳赋税，为“家族”子孙参加科举铺就合理化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卫所军户面对国家制度下的种种“手段”并非是要将自己置于国家体制之外。相反地，他们正是利用制度的“空隙”频繁与国家互动，强化国家认同。“华南学派”基于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研究显示，积极对国家制度加以创造性解释和利用是明清时期边疆族群国家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J］．历史研究，2003（1））规避军役、贸易走私、倒卖屯田，是卫所军户在国家地域空间下的日常政治策略，无时无刻不与国家秩序之间形成回应及张力。

    三、卫所制度的“消解”及其“遗产”

    卫所制度到明代中期即已颓废不堪。行将瓦解之时，明清递嬗。清代重整旧河山，将卫所归并州县，福建沿海卫所自不例外。虽然实体的卫所与卫所制度消失了，但因卫所而产生的历史记忆、组织系统、赋役形式、文化习俗与社会景观却不同程度地长期保留下来。

    卫所军户经过世代繁衍，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也形成了大量的历史记忆。行走于卫所驻地的街头巷尾，都能聆听到明代百姓的后人讲述着他们祖辈的从军经历、屯戍情形与奉旨镇守的故事。作者在书中提到，入清后的军户依然试图维护自己在明朝体制中所享有的特权，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为旧体制招魂，所以，有关卫所的组织系统与赋役形式被一再提及和运用。

    卫所移民从外地迁入后，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这些人口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在长久的岁月中成为推进传统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无形遗产”。“在增强我国各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中，明代实行的卫所制度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91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有卫所制度的一份力量。不仅如此，施行卫所制度也带来了丰富的外来文化，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这些文化既包括族群语言、宗教信仰，也包括饮食节庆、婚姻习俗等。作者亦指出，有些地方卫所与周边社区融为一体，早已看不出卫所的痕迹。但有些前身是卫所的地方，今时今日仍是语言孤岛，卫所痕迹长期未能泯灭。换言之，“再域化”的进程在各个卫所不尽相同。作者以永宁卫下辖的福全所和崇武所为例。两所相隔不过50里，福全已与周边融为一体，而崇武却保持着自己的婚俗文化，极少与所城外的人通婚。

    卫所制度运行三百年，有关卫所的城垣（屯、堡）、建筑、庙宇等，以及民间文本（包括民间文献、历史记忆、文化习俗）依旧呈现于今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景观。这些遗址、遗迹、文本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研究和旅游事业开发，它更是历史的见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智慧与多元化的治理方略。地方智慧是寓于国家智慧之中的。

    相比“他者”的记载，本书以口述、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为主体，向我们展现了卫所军户“在乡村”“在卫所”“在军屯”因地制宜的灵活变通之举（作者称之为“阳奉阴违”）。这些民间智慧，不是一句略带贬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概括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因而也是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远在现代化国家政权系统性地渗透中国社会之前，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智慧与民间经验，已经开发出一套与国家互动的成熟的经济模式、一套驾驭国家的索求和期望的应对系统了，它不仅仅只是对制度条文的“被动回应”，而是规训之下的建构策略。诚如作者所言，“这种复杂巧妙的‘被统治的艺术’仅仅诠释为在‘顺从’或‘反抗’之间的变奏，不但无用，而且会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变得贫乏而肤浅”（《被统治的艺术》第307页）。

    本书在新材料与新问题之下，开辟了卫所制度研究的新面貌，填补了卫所军户的日常生活史空白。除了部分引文注释稍有瑕疵，几近完美。从本书所呈现的材料可知作者用功之勤，耗时费力之巨。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著作，但通篇行文流畅，表述风趣。很难想象，如此优美的文笔，竟是出自外籍学者（著者和译者）之手。

   （作者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