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校精注之《吴越春秋校证注疏》

    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一书，历叙吴、越两国史事，而重在叙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故事。该书虽大量取资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但并不拘泥于此，而又采摭掺入了不少佚闻传说，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辞；同时，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写清其来龙去脉。所以，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但从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它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但后代的史籍方志（如《吴郡志》之类）常取资于该书，就是后代的文学作品，如唐代的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代传奇梁辰鱼的《浣纱记》，明清历史小说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近代的《吴越春秋说唱鼓词》，现代曹禺创作的话剧《胆剑篇》，萧军所著的《吴越春秋史话》等，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该书。所以，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地位。

    张之洞说过：“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吴越春秋》固然是研究中国文化者必须阅读的要籍，但长期以来却缺少通行的精校精注之作。张觉先生所撰《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的出版，可以说是为广大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既具精核博洽之功力又具雅俗共赏之功能的《吴越春秋》通行本。

    张觉先生以现存最早的《吴越春秋》刻本——元大德十年（1306）刻明修本为底本，同时又参校了其他明、清版本，清人校勘记，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异文，在尽最大努力核对找寻正确原文的情况下，广采前人解说，对《吴越春秋》作了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释，并以准确、明白、通俗的白话对其原文作了疏解。同时，在每篇之前撰写了提要，对其内容及特点作了概括述评。此外，在篇中有关章节之后辑录了可补正该书内容的早期史料以及可藉以了解《吴越春秋》早期文本情况的引文和校勘记，在书末还附有可靠的研究资料，可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之用。

    张觉先生所撰《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之主要特点有四：

    一、校勘审慎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吴越春秋》，校正勘定其原文都是首先要做好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现存《吴越春秋》的版本源流很清晰，即明清以后的《吴越春秋》刊本都源自元大德十年丙午（1306）刘克昌支持刊刻的绍兴路儒学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该本之修补本。如此看来，似乎《吴越春秋》的校勘工作非常简单——只要使用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德刻本之修补本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一）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已被后人删改，所以要正确厘定《吴越春秋》的原文，还得借助于各种类书、古注与史籍的引文以及古籍异文；（二）今存之大德本已有残缺，其中的补版抄配之处更会产生原印本所没有的错误，值得利用后世翻刻本加以校正；（三）明清时期的《吴越春秋》刻本或抄本，虽然源自大德刻本，但也经过刻者或抄者的校勘，所以也有值得利用的地方。

    有鉴于此，《吴越春秋校证注疏》的校勘工作也就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德刻本之修补本为底本，参校明清时期主要的翻刻本、抄本和清人校勘记，取其值得利用者来校正原文；另一类是利用各种类书、古注与史籍的引文以及古籍异文来勘正《吴越春秋》的原文。凡校改订正之处，均在校记中加以说明。对于可能有误而无版本及古籍异文作为根据的地方，即使有确凿的论证，也一律不加改动，而仅在注释中说明前人或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免妄改古书之弊。

    作者用作校勘的《吴越春秋》版本主要有七种，包括：

    大德本（其中补版抄配处改称“大德本修补处”）——元大德十年丙午（1306）刘克昌支持刊刻的《吴越春秋》及后人修补处，所用版本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见《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史部》），又核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原本。此为该书原文之底本。

    邝本——明弘治十四年（1501）邝璠（字廷瑞）、冯弋所刻《吴越春秋》，所用版本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缩印本，见《四部丛刊·初编·史部》。

    嘉靖本——明嘉靖时刻本，刻书者不详，所用版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本。

    冯本——明万历丙戌（1586）冯念祖所刻《吴越春秋》，所用版本为上海涵芬楼1919年影印本，见《四部丛刊·初编·史部》。

    吴本——明万历年间吴琯所刻《古今逸史》中的《吴越春秋》，所用版本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见《景印元明善本丛书》中的《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四库本——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抄校的《钦定四库全书》中的《吴越春秋》，所用版本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

    徐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徐乃昌据明翻元大德本校刊的《吴越春秋》，在《随庵丛书》中。

    考虑到明清刻书或抄书时往往会轻易改字，所以作者依据这些翻刻本和抄本校改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即尽量少改大德本之文字。同时，对同一处文字的改动，尽量依据较早的版本。

    要圆满地厘定《吴越春秋》的原文，仅仅依靠上述七种版本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作者进一步选取了一些文献作为汇校的材料。或者说，为了使《吴越春秋校证注疏》的原文更加完善，作者在确定原文时还酌情依照了清代校勘家的校勘记，类书、古注与史籍的引文以及古籍异文。

    元大德刻本虽然是后代所有《吴越春秋》刻本之底本或祖本而极其珍贵，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大德本并非全是元刊旧版，其中有九叶为后代补刻之版，又有九叶有抄配。这些补版、抄配之校勘价值显然不如原版，且其是否为明代人所为，实也难以考证，国家图书馆题“明修”，恐怕也是揣测之词。为了使读者了解这大德本之全貌，作者将这些补版、抄配的情况也写入了校记。

    二、辑证博洽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考证研究资料，《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在相关章节之后另列“辑证”一栏。该栏分别辑录三种可用于补正或佐证《吴越春秋》原文的资料，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与校记、注释具有互补性。

    第一种资料为“史料之证”。其文主要辑自东汉赵晔之《吴越春秋》成书之前或其同时代的典籍《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国语》《墨子》《孟子》《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盐铁论》《大戴礼记》《列女传》《新序》《说苑》《论衡》《汉书》《越绝书》。这些资料或可借以明了《吴越春秋》原文之所自出而有溯源之效，或可采以补充《吴越春秋》之内容而有补阙之利，或可用以校正《吴越春秋》原文之错误而有勘误之功，它们不但有助于《吴越春秋》的文本研究，也便于史学研究者更全面地了解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以进行拓展研究。

    第二种资料为“引文之证”。其内容为东汉赵晔之《吴越春秋》问世之后至宋代的各种古注、类书以及其他古籍所引《吴越春秋》之文。具体而言，这些引文出自《文选》薛综注、《史记集解》、《后汉书志》刘昭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左传》孔颖达疏、《群书治要》、《文选》刘渊林注和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初学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白孔六帖》、《吴地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事类赋》注、《册府元龟》、《吴郡图经续记》、《能改斋漫録》、《吴郡志》、《琴川志》、《会稽志》。此类引文的辑录目的完全是为了《吴越春秋》的文本研究。因为宋代以前赵晔原著尚存，而今传《吴越春秋》之文已非赵晔旧著而经后人删改，所以这些引文对于考察赵著原貌来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其中详于今本者，或为赵著原有；略于今本者，当为杨方、皇甫遵或其他引文者所删削。只是由于古人引文不甚严谨而常有删改，所以使用这些引文时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因而作者仅取其一小部分对《吴越春秋》原文作了补正。

    第三种资料为“宋本之证”。其内容为顾广圻、蒋光煦所校出的《吴越春秋》影宋钞本异文。南宋嘉定甲申（1224）汪纲所刻的《吴越春秋》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吴越春秋》刻本，但早已亡佚，清代顾广圻、蒋光煦曾经见其影钞本并作了校勘，他们的校勘记对我们了解宋刻本的情况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故也列入“辑证”。

    三、注疏准确

    除了校正勘定《吴越春秋》原文外，注疏工作也极其重要。《吴越春秋》一向被视为史籍，但有些记载却与正史相左，而疏漏也不少，所以，作者又在校订原文的基础上，广泛择取古今学者的考证诠释成果，采取以经史子集会考的方法进一步考释了《吴越春秋》中的疑难之处，力求探明其文之本旨，辨明所记史事之原貌。在注释中尽量注意对其史实、地名等加以考证，辨明其疏误，以便利史学研究者。

    该书“义疏”部分，力求准确、明白、通俗地疏解原文，以便现代的读者能较为容易地通读《吴越春秋》。该部分限于疏通原文而不作阐发引证，故不同于古人之疏；也不限于直译而时常会根据文意酌情加入一些词句以充分揭示原文的意蕴，故也稍异于今之白话翻译。

    四、资料详实

    该书附录部分还为《吴越春秋》的阅读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其引文都取自第一手材料，并详明其出处，以便读者查考与引用。比如，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共十二卷，今传十卷是后人删改过的本子。从唐、宋以前的学者所编撰的类书、著作、注释等所引的《吴越春秋》之文来看，其中不但有许多异文，而且还有不少文字不见于今本。这些佚文虽然较为零碎杂乱，而且也可能被引者篡改过了，但它们对于了解《吴越春秋》原著的面貌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前人曾做过辑佚的工作。《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将较有价值的佚文加以整理汇编，作为附录置于书后，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又比如，《吴越春秋》所记史事之年代常有疏误，作者在注释中对此时有考辨，但由于这些考辨随文出之而散于各段，难以给人总体的把握。为了使先秦时期吴国、越国的世系及其史事系统而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同时也为了显示《吴越春秋》在选材与书写方面与其他史籍之异同以使读者对该书的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该书根据《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竹书纪年》《国语》《战国策》《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绎史》等史籍的记载编成《先秦吴越世系史事表疏证》，置于该书附录，为研究吴、越历史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捷径。

    总之，前人校释《吴越春秋》者甚少，故其疑难之处尚多。《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增订本）力求毕校、证、注、疏之功于一役，故对书中之疑难尽量加以考释疏证，并努力做到信而有征。但是，很多地方既无前人考证可供参考，又无辞书解释可供采摭，庶几不免一家之说，其是非正误，尚请读者注意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