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汉娜·阿伦特与二十世纪”展

    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HM）正在举办“汉娜·阿伦特与二十世纪”（HannahArendtunddas20.Jahrhundert）展。

    展览分十六章，利用图片、录音、视频、奥斯威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二号焚尸房的模型，以及多种实物——阿伦特手书的笔记、穿过的皮草、提过的皮包、用过的铁皮烟盒——介绍她的生平和作品，借以回顾腥风血雨、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反犹主义、极权主义、难民境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种族隔离、学生运动和女权主义等重大运动或事件。

    展览原定3月27日开始，持续到10月18日，但在新冠肺炎的威胁下，延迟到5月11日才开展。馆员遮脸服务，参观者也必须以口罩掩面才能入场。

    阿伦特（上图）1905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今俄国加里宁格勒）长大。她后来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佩斯，1928年获颁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二战期间移民美国，长期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

    她是知识分子，每每就公共议题发表评论，有时引起强烈争议。首当其冲者，是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1961年，前纳粹德国中校、灭绝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法庭受审。战前即逃出德国的汉娜·阿伦特决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要亲眼见识一个“肉身的”重要的纳粹分子，于是专程前往现场，为《纽约客》杂志写出五篇庭审报道，日后扩编成书。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是一个恶人，但他是一个与她想象中的恶人形象截然不同的恶人。她“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他中等身材，瘦，半秃，细脖子，牙不好，近视眼，流鼻涕，记性差，满嘴陈词滥调，没有任何才气，更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机械行事，“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阿伦特写道，“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让阿伦特震惊的是（德国演员芭芭拉·祖科瓦在2012年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中用茫然的表情和恍惚的步态再现了她的这一反应），他远非她心目中的恶魔。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平庸的恶人。她在他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她得出结论：正是这份平庸让他作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起了强烈的争议。作为二十世纪一位高度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偶像级知识分子，阿伦特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别人指责她背叛受害者，为刽子手开脱。她对当权者一贯的怀疑此时被视为傲慢，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讽刺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司法制度抱有敌意。她对欧洲犹太人上层在大屠杀期间助纣为虐的指责触及了一个不可触碰的巨大禁忌，几乎使一切犹太人组织对她敬而远之。她对德国人性格和行为的批判、对德国青年一代所谓负罪感的揭露，也没有为她赢得太多的喝彩。

    1975年阿伦特去世以后，围绕此书的争议仍然没有平息。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大量历史文献的公开，她笔下的艾希曼形象不断瓦解。艾希曼在战后留存的大量自述表明，他历来是一位坚定的纳粹分子，他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足够的决心和充分的动机从事种族灭绝的事业。德国学者贝蒂娜·施唐内特（BettinaStangneth）在所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EichmannvorJerusalem）中指出，阿伦特“落入了他的圈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仅仅是一个面具”。美国学者德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E.Lipstadt）也借《艾希曼审判》（TheEichmannTrial）一书质疑了阿伦特研究方法的不妥：依赖不足为信的证据得出不留余地的结论。她甚至缺席了多次庭审，审判中途长达五个星期的度假让她错过了至关重要的质证阶段，因而没有看到其他许多现场记者注意到的那个在受攻击状态下性情大变的艾希曼。

    但是，这并不是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或“恶的平庸”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也许她在耶路撒冷看到的是一个假冒的庸人、一个伪装的恶魔，但她仍然在一个错误的病例身上正确地发现了我们社会的通病——无力思考导致普通人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