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正如真实生活一定充满着悲欢离合一样，真实的文学必然会呈现童年的“创伤”与“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书写“苦难”，还是表达“死亡”，都是儿童文学无法回避的艺术命题。《去年的树》由摇曳烛火所表征的价值再生与情感永恒；《马提与祖父》由温暖记忆所缔结的代际传承与亲情复现；《想念梅姨》中女孩小夏绵长思念催生的挚爱体验和生活勇气；《爷爷喜欢穿西装》里小布鲁诺懵懂意识烘染的生死感知与含泪微笑……所有这些，都共同营构出儿童文学清幽而澹远的“生死美学”。这样的文学背景下，舒辉波的少年小说《天使的国》以其理性而简约的情节架构，为原创儿童文学的“苦难书写”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就内容而言，《天使的国》以大都市武汉为地域背景，透过两个女孩面对母亲逝去、父亲沉沦等现实苦难时，由悲伤、迷茫、失落、逃避，到勇敢、乐观、坚定、自信的情感转型和精神蜕变，不仅写出了童年和成年、孩子与家庭、苦难与成长之间唇齿相依的关联，而且还借女孩吴安琪心灵挣扎、情感释放、自我救赎的过程，呈现了现实童年斑驳而沉重的一面。小说不避人性之脆弱芜杂，直击生活之迷离真相，既体现了儿童文学反映生活所应有的题材宽度，也一定程度抵达了少年心灵成长的意涵深层。
作为书写少年生命体验的写实性作品，《天使的国》在构思上确有可取之处。
首先，多维空间的创设，勾画出少年心灵世界的真实图景。
小说以“安琪的国”“妈妈的国”“爸爸的国”“天使的国”四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单元结构全篇，从不同纬度呈现出女孩吴安琪包括校园生活、伙伴关系、亲情结构、家庭遭遇等在内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内容结构在凸显生活真实的同时，也将小主人公所遭遇的情感创伤，以及走出心灵创伤的过程清晰勾勒出来。
故事里，“安琪的国”代表了吴安琪现实层面的生活体验和自我认知。在这一生命区域，吴安琪是自我分离的，她时刻在寻求情感突围、精神自救。此时，“安琪”实际上是吴安琪意念中的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比“现实自我”更加理性，更富有生活的智慧和激情。这个“安琪”对于陷入丧母伤痛无法自拔的吴安琪而言是逃避，也是慰藉；是信念，也是希冀；是自我迷失，也是自我寻找、自我建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现实中承受丧母之痛的吴安琪是本我、自我存在，那么，“安琪”作为“更好的女孩”，其实就是她的“超我”状态。换句话说，安琪的存在是吴安琪的内心里的自我形象建构，是她的精神上、情感上的自我救赎。“行安琪所行之事”，实际上表征了女孩心灵的裂变。此时，感性自我接受理性自我的牵引，寻求着忧伤中的心灵突围。
其次，复合形象的塑造，表征了少女情感体验的丰赡与驳杂。
小说在高潮部分“天使的国”里，现实中的吴安琪与“最好的自己”安琪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母亲蕙兰的现实生命与精神品性如同她的笑容，也弥散在女儿的生命里，融合成吴安琪生命知觉的一部分。此时，吴安琪不仅走出了心灵的困境，完成了情感的救赎，而且还达成了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统一。此时的吴安琪不仅仅是自己，也是妈妈蕙兰生命的再生与复活。而促成她精神蜕变的，恰恰是内心里耸立起来的“蕙兰博物馆”。在梳理妈妈的成长历程，亲历妈妈生活轨迹的过程中，吴安琪才真正理解了妈妈。妈妈的勤劳、坚韧、贤惠、宽容在女儿一路追寻的过程中与记忆叠合在一起，变得更加生动、鲜活、丰赡、细腻。当此时，妈妈身上那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淡定、坚毅、乐观，连同妈妈脸上无处不在的笑容，已经消散为气息、聚合成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浸润、感染着女儿。最终，她和妈妈越来越像，成为复活了的“蕙兰”少女。这是母爱的绵延不息，是亲情的神奇转化，是血脉的脉脉传承，更是生命的时空再现、精神升腾，是对挚爱亲人深挚的缅怀、悼念，是苦难、死亡之于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从这个层面上说，“天使的国”是“安琪的国”和“妈妈的国”的融合，它既完成了对“爸爸的国”的亲情拓展，也达成了对“安琪的国”的现实激活、精神超越。也就是说，小说底色是现实主义，但也透示着理想主义的微光。
小说通过两个女孩面对困境时的迷茫、挣扎、自省、互助，生动呈现了生命成长的内涵和轨迹。面对酗酒成性、凶暴狂躁的父亲，陈千一起初不满、嫌弃、厌恶、逃避，但最终，她借助阅读和自省，学会了直面现实，自觉担起家庭责任。由此，13岁的女孩在生活的磨砺和锻造中蜕变为一个能把握自己、影响朋友、“风雨一肩挑”的“小小勇士”。而吴安琪的心灵蜕变轨迹与陈千一遥相呼应。
起初，面对妈妈横遭车祸的苦难，女孩处于自我迷失和心灵分裂状态。尽管她常常借助日记中那个“更好的自己”自我期许、聊以自慰，但现实中，置身于愁云惨淡的家庭氛围，她已然思念如水弥漫，悲伤倾泻而下，心灵限于困顿之中。她甚至很长时间无法自己过马路。此时，陈千一的精神感染和心灵陪伴对她至关重要。在两个女孩惺惺相惜、守望相助的精神砥砺中，吴安琪渐渐走出了黯淡悲郁的心境。她以“蕙兰博物馆”缓释了内心的情感，在一路追寻父亲的过程中理解了生活的复杂，达成了与命运的和解，也实现了对自我与亲情的双重救赎。小说在两个女孩身上，呈现了一段殊途同归的成长轨迹。
故事里，面对不期而至的生活不幸与家庭灾难，无论陈千一，还是吴安琪，都没有陷于茫然、悲伤中暗自饮泣，自怨自艾，而是在相似的家庭苦难中相互理解、彼此扶助，渐渐走出了生命的困境。陈千一在暑假打工，用赚到的钱为爸爸治病，并为父亲制定了康复计划；吴安琪在爸爸整天借酒浇愁、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聪明、体贴、乐观、勇敢，成为全家的小小精神支柱。这些无疑都表达了新时代少年参与并建构生活的主体意识。他们已经不是在生活的风浪面前逆来顺受、无所作为的孩子，而是积极活跃、睿智勇毅、昂扬乐观、一往无前的小小命运操盘手、建设者。在她们身上显现着童年力量，其中闪烁着珍贵的童年精神。
当然，作者让理想主义之光照亮两个少女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她们毕竟还只是13岁的孩子。所以，小说也不惜笔墨，为她们的行动确立了内在根源——阅读参照和精神自省。在这一点上，陈千一充当了吴安琪小小精神导师的角色。当然，她们共同的导师是《小王子》《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那些富涵生命意涵、情感体验的优秀文学作品。
美国学者威廉·A．科萨罗在其《童年社会学》中认为：“儿童是活跃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行动者。”“儿童通过创造性地吸收、整合成人世界的信息来解决同龄人自身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得以创建他们独特的同伴文化，并参与其中。”的确，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孩子诞生之初，确实是柔弱无力的，需要全方位的关照、守护。可是，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不仅仅是亲情的消费者，更是和谐家庭氛围、温馨生活品质的创造者。孩子在积极参与建构身边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同时，还担当着维护家庭结构、家庭稳定的重要职能。小说里，陈千一和吴安琪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从迷茫、悲伤、失望、逃避，到通过不懈努力完成了自我救赎，不仅仅是精神成长，也是生命主体性的体现。她们以自己的方式直面成长中的苦难，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里，这样的情节无疑写出了都市家庭结构中孩子独特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这种力量是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它代表了童年成长的正确方向。
故事末尾，吴安琪家的老房子要拆掉了，他们全家即将搬入新居，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情节颇具象征意味。这喻示的不仅是现实生活环境的转变，更是心灵层面的情感解脱和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最动人之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记忆和现实交错中，友情与自省对成长的支撑、牵引，理解和宽容对苦难的消解、超越。这一如“天使的国”耸立在每一个孩子心里，即便生活陷入苦难，亲情遭遇剥离，终究改变不了它明媚、清隽的风貌。而那一份亲情眷念与昭示、心灵守望和指引也正是“天使”之于现实童年的意义所在。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