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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曹文轩自2016年4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非但没有陷入获奖后“停笔”的人间“魔咒”，反而呈现出愈加丰沛的创造力。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曹文轩出版了长篇小说《蜻蜓眼》（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6年第6期，江苏凤凰少儿出版社2016年7月版）、长篇小说《疯狗浪》（2018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中的《穿堂风》《蝙蝠香》《萤王》《草鞋湾》（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版）、长篇系列儿童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中的《拖把军团》（《小十月》杂志，2020年第1期）、图画书《永不停止的奔跑》（曹文轩著、[俄]伊戈尔·欧尼可夫绘，接力出版社2019年3月版）等。2020年，曹文轩联手“老东家”——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樱桃小庄》。
《樱桃小庄》是一部将叙述目光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群落的长篇小说。对曹文轩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但并不是意外之作。或者说，曹文轩的小说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是以恒定的古典美学风格来揭示并省思中国社会存在的隐匿现实问题，由此来承担对中国社会理想人性的建构使命。基于少年儿童视角的选取和自身写作目标的设定，曹文轩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对中国少年儿童的冲击和影响，从中探索理想化的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和理想化的中国社会形态。
《樱桃小庄》的主要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在市场经济下的新世纪乡土中国，有一傍水而居的樱桃小庄，庄里有一户人家——奶奶、父母和一对未成年的小儿女，一头羊、九只鹅。这对父母为了积攒盖小楼的花销、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决计进城打工，致使这对未成年的小儿女成为了乡村留守儿童，与奶奶相依为命。不久，年迈的奶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由此，十四岁的哥哥麦田带着妹妹麦穗，还有家里的名叫黑子的羊和名叫石榴的鹅，一同踏上了寻找奶奶的遥远又艰辛的路途。正是在这个寻找与等待、希望与绝望相交织的路途上，麦田和麦穗体验到人世间的温暖与寒凉，人性的良善与凶险，最终在与奶奶或许即将团聚之时完成了少年的成长礼。简言之，《樱桃小庄》在“成长”这一总主题之下，汇聚了多重副题——亲情、善恶、关爱、生存、苦难、尊严、流浪、归属、勇敢、寻找、等待、欺骗、抗争等等，内容丰富、节奏多变，穿越城乡地带、涵盖多阶层人们的生活，足以让读者领略新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无限边界。
然而，《樱桃小庄》的背景，并不像大多数留守儿童题材小说采取的写实图景；其内容，也不像大多数留守儿童题材小说讲述的“哀痛之至”；其美学更不像大多数留守儿童题材小说所追求的“怜悯之至”。一向承继鲁迅所确立的“人”之父的启蒙精神的曹文轩，在《樱桃小庄》里，固然内置了忧患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依旧沿着他以往所坚持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融合的美学风格，拒绝“蹲下来”为取悦儿童而创作。所以，曹文轩并未让《樱桃小庄》中的少年主人公麦田和小女孩儿麦穗一味无助地留守于乡村，以此获取读者的同情之泪。相反，这对兄妹以寻亲的方式踏上远方，以此成长为高贵的少年儿童。因为正是在通向远方的路途上，樱桃树下的故乡记忆才能真正地一次次地复活，且使得麦田和麦穗一次次再生。
特别是，在小说中，每当麦田和麦穗在路途中遇到各种磨难时，樱桃树下的故乡记忆都会生成一种庇护的力量，带给这对兄妹福祉、勇气和信心，激励这对兄妹以再生的方式继续寻找下去。事实上，曹文轩在《樱桃小庄》中所讲述的樱桃小庄人向往体面生活的梦想、豌豆花歌谣和少年奔赴远方寻找故乡记忆的成长故事，所设计的乡村、城市、山谷、草原等场景，都与曹文轩以往的文学作品保持着连续性和系统性，同时又难以预测。因此，若对《樱桃小庄》中的麦田、麦穗如何寻找奶奶的情节做个概说，听起来会觉得相当传奇；但传奇并非曹文轩的策略或目的。其目的似乎在传达在变化的时代中他所抱定的写作信念，也就是在水边的“文字屋”里，为中国少年儿童提供一种超越当下的理想化生命样式。由此说来，这部长篇小说与其说是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新世纪中国留守儿童群落的现实处境的一种讲述，不如说是对新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理想化成长的一种隐喻。
那么，曹文轩如何创造《樱桃小庄》的隐喻世界？熟悉曹文轩文学观念的人，也许会记得早在上世纪末曹文轩就提出“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永远的古典——〈红瓦〉后记》）这一著名观点，用以反拨“现代形态下的小说”被过分推崇的上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格局。然而，至《樱桃小庄》，二十多年过去了，新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已由单向度的“走向世界”变化为“本土化回归”与世界性面向的双向递进。在此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变的背景下，曹文轩在《樱桃小庄》中既坚持了文学恒定的一面，也表现了文学变化的一面。进一步说，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美感世界里，曹文轩深耕细作，劲力十足，依旧以纯粹的文学性扣人心弦，以浓郁的诗意及出人意料的悬疑情节，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美感标识；与此同时，在这部长篇小说的意蕴世界里，曹文轩延伸思想的疆域，在主张“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追寻永恒》）之时，将“美的力量”拓展为“美德的力量”。
或者说，在《樱桃小庄》里，曹文轩的文学词典中的关键词——“美”，除了葆有曹文轩小说中的自然美和性灵美，以及文学美感之外，还新增了一种德行美。让德行，追随“美”一路前行，这是《樱桃小庄》的隐喻的思想内核。不过，《樱桃小庄》中的美德固然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美德和社会美德等，但更源自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复现，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化中的崇高美之一种。对此，我们不妨参照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对“美”的阐释：“以有限的方式表现的无限就是美，这个定义里应该包括了崇高。”（[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约瑟夫·谢林《艺术理论》，转引自[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著《象征理论》第253页）《樱桃小庄》依然如此：如果说“美是对无限的象征复现”（[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约瑟夫·谢林《艺术理论》，转引自茨维坦·托多罗夫著《象征理论》第253页），那么“德”则是对失序的现代社会的重建和对现代个人尊严的守护。
将美德作为《樱桃小庄》中隐喻世界的思想内核，归根结底依托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文本世界。阅读《樱桃小庄》时，在第一章开篇时，如果我们或许会对曹文轩也讲起了乡土题材小说常见的盖房子的故事感到几分诧异，那么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盖房子的故事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里实现房子的落成，而是为了在隐喻世界里重现美德的力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也会很快得知：樱桃树下的小楼是否能够落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樱桃小庄人家如何珍爱这个用美德建立起来的家。爸爸的“游移不定的目光”，妈妈“为奶奶、麦田和麦穗缝制冬天的衣服”、奶奶“每天早晨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对麦穗的辫子的梳理、以及爸爸和妈妈对“城管”执法的理解等等细节描写，都寄予了现代家庭和现代社会亟需复现的美德。我们据此见到：尽管樱桃小庄人家的生活是艰难的，但并不凄苦，而且有云朵般的梦想在高处、在远方，正如贯穿这部长篇小说始终的麦田的笛声，忧伤，却更悠扬。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樱桃小庄的人们信守那如樱桃树一样芳香的美德。这美德，也是日后麦田和麦穗麦踏上远方之路后的那束最亮光源。麦田、麦穗无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磨难，经历什么苦难，都被美德的光亮所导引。当麦田在寻找与等待的路途上因饥饿而动摇于美德的守护时，麦田会不禁想起了爸爸、妈妈的话语：“爸爸妈妈是那种从来不为难别人的人。”更会将奶奶的话语作为美德的标尺：“更重要的是，奶奶立过规矩：再穷，也不能向人家借钱！”麦田所铭记的这些话语传递了美德的隐喻意义，如“理解”“善良”“干净”“尊严”和记忆中“家”的温暖光亮。
尤其，奶奶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叙述线索——因为寻找奶奶才有了麦田和麦穗的远行，也隐喻了樱桃小庄人的美德的核心内涵。奶奶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动人之处是她的爱家、爱人、爱天空上的星星。她有一个神奇的“手电筒”，既看护家人，又照亮他人，还射向天空。显然，这样的奶奶的形象不拘泥于写实层面的“真实”，而是追求隐喻层面的“真实性”。在此意义上，尽管奶奶的形象依然拥有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和母性的巨大温暖和巨大关爱，但更充溢了隐喻世界中的人性和准神性的光辉，即隐喻了美德的光亮和美德的力量。关注曹文轩小说创作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曹文轩在近几年创作的“曹文轩新小说”《蜻蜓眼》《丁丁当当》等小说中，格外凸显了“奶奶”的形象。对奶奶这一形象的重点塑造不管基于何种考量，都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承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应为新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需求而塑造多种精神导师形象。为此，曹文轩除了在《草房子》《根鸟》等长篇成长小说中塑造了桑乔、钣金等精神导师型父亲形象之外，还以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细米》中的温幼菊、艾雯、梅纹的女性形象塑造改变导师型女性形象缺席的历史。在此导师型女性人物形象系列上，《樱桃小庄》中的乡村奶奶与《蜻蜓眼》中的法国奶奶一样，对于少年成长者而言，具有同样的美德教育的功能。
《樱桃小庄》以隐喻的形式重建美德对中国少年儿童的引领力量。但《樱桃小庄》重点强调的是美德对青少年的引领过程，而非一劳永逸的结果。所以，在麦田和麦穗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小说的结局却悬而未决。奶奶究竟有没有来到爸爸妈妈打工的这座大城？麦田和麦穗是否能够很快地与奶奶、爸爸、妈妈在这座大城团圆？文中只是暗示奶奶还活着，且就会出现在麦田和麦穗抵达的这座大城的这家“报亭”，似乎如此一来，一家人所有的历经艰辛都是值得的。可是，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在小说结局处具有不确定性，而恰因这种不确定性显示了这部长篇小说对成长故事的忠实描写，或者说，任何优质的成长小说都没有完全结束，除非这部长篇小说能够斩钉截铁地描述理想社会已然实现。事实上，在新世纪中国社会，一切人的一切梦想都尚在重建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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