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血轮集》的编后体会：古籍、旧籍的编辑方法论

    喻血轮是湖北黄梅籍的现代作家，也是著名报人、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喻血轮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动一时，创作了大量的文言小说，作品大都为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往往以悲剧结尾，喻血轮因此被称为“哀情巨子”。喻血轮和“鸳鸯蝴蝶派”作家有过实质性的交往，作品也具有相似的风格，他也因此被归为“鸳鸯蝴蝶派”作家。鲜为人知的是，喻血轮还是“中国铁娘子”吴仪的舅舅。由于他后来弃文从政，1949年后去了台湾，也由于“鸳鸯蝴蝶派”长期被现代文学史所压抑，他逐渐被人淡忘，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喻血轮集》，收录了他1949年前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小说、旧体诗、游记、文告，等等，附录部分收入了喻血轮的传记、年表和其他相关资料。《喻血轮集》的整理和出版，对于现代小说研究，乃至重写现代通俗文学史，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可以说，《喻血轮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已经结束，但关于喻血轮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当接到一千多页的书稿和复印的底本之后，我们进行了初步审读，发现书稿存在这样一些特点和问题：1.规模大，全书皇皇百万言；2.层级不尽合理，专书和单篇诗文都处在一个层级上；3.错字、漏字、衍字时有所见；4.标点零碎，文气短促；5.大量使用旧笔形；6.注释存在诸多问题，本来无误的注为“疑误”，有误之处而又不疑；7.在编辑过程中，不断有新材料辑入，书稿尚未真正定稿。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作者造成的，而是各种客观原因所致，这些问题在目前古籍、旧籍的编辑过程中应该说比较普遍。这是一部规模比较庞大的书稿，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义理”“考据”与“辞章”是清代桐城派论述学术与文章的三个术语，旧籍编辑工作尽管和做学问有较大的区别，但在一定的层面上，两者有相通之处。这就好比在金字塔的底座，从一个面到另外一个面，有相当大的距离，而越往上走，各个面之间的距离越短，直至顶端，交汇于一点。旧籍的整理，如何从“义理”“考据”与“辞章”三个方面着手，下面分而论之。

    一、“义理”。桐城派认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义理”是首要的，是根本。“义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对旧籍的编辑工作而言，“义理”就是旧籍整理、编纂的一般原则、文库的基本规范，业内通行的做法等等。原则、规范、惯例条款繁复，但其核心只有八个字：“整旧如旧，后出转精。”“整旧如旧”，是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后出转精”，是为了方便当今和后来的读者。做到了这八个字，就保证了旧籍的合理性。为此，我们做了这样一些工作：重新整理编制了全书的目录和子书的目录；搜集齐全了书稿真正意义上的底本；对书稿的旧笔形进行了统一转换；等等。

    二、“考据”。桐城派非常重视考据。旧籍整理中的“考据”，其重要性和含义与桐城派是一致的，即校雠、识读、辨别。这是硬功夫、苦功夫，也是必须要下的功夫。由于历史久远，一些底本漫漶不清，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底本，纸张质量较差，正反两面的字互相渗透，复印后极难辨认。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夜深难寐，他翻开封建时代的历史书，在密密麻麻的文字夹缝中发现了“吃人”二字，他的眼光是超乎寻常的。而编辑同仁在识读一些底本的时候，要在蚊蝇大小的黑影中辨认识读文字，也需要具有“狂人”一般富有穿透力的眼光。

    三、“辞章”。“辞章”，是指文章的修辞和语言表达技巧。编辑应该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这是业内的共识。在编辑工作中，我们也可以把版式，如字体、字号、空占行、对齐方式等形式因素理解为“辞章”。旧籍编辑工作中的“辞章”，就是为提升形象、打磨细节而进行的美化、优化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喻血轮主要以文言的形式进行写作，书里有现在的整理者所加的注释，为了使注释和原文在风格上保持和谐，我们对全书注释的措辞进行了仔细地推敲，使之整饬、简约、典雅；我们从喻血轮的游记中辑出了喻血轮的旧体诗，并拟定了贴切的诗题；将原书的大量眉批一一改为随文夹注，重新确定了位置；等等。

    总的来说，编辑旧籍，处理繁难书稿，“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这就要求书稿的责任编辑既要把握全局，也要心思缜密，更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有一篇小说，题目是《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这篇小说连同它的题目都令人感动。生命的意义在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价值，坚实的劳动让人获得了尊严；而仁慈让我们能够从容、宽容地面对困难和艰辛。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