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星阅读中,对陈昌浩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革命者后来的经历,我有了大概了解。
兵败祁连后,他由人生巅峰跌至底谷。好在他在武汉念过大学,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几年,无论是当普通办事员、宣传科长,还是政治课教员,他埋头做事,在延安期间发表了不少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还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
流落苏联13年里,他写下专著《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列宁文集》也在苏联出版,还主编完成了新版《俄华辞典》。陈祖莫在《寻找父亲陈昌浩》中回忆:“我记事的时候,他正好搞大字典……人家就有自己的周末,我爸爸整天就跟那工作,呆头呆脑的在那一天到晚忙这个。”1953年我国开印第一版《俄华词典》,主编即陈昌浩。
他回国后,曾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说这真正是搞他的老本行了。1953年到1967年间,他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还指导完成了多项重要编译任务,并推动编译人才队伍的建设。
我时常想起这位一生浸染硝烟和血色且功过参半、浮沉荣辱的革命者,从其时隐时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背影里,又望到一个文人的风致。而在此,冥冥中与他曾有一点交集,不胜感慨:假如没有那段经历,他或许会是一位翻译家,一个纯粹的文人。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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