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译名著”《帝国主义》的出版时间

    去年某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曾有一则报道：题为“《首发！汉译名著700种布面精装本整体问世》”。这则报道中说：“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如果从那时算起，汉译名著已经走过113年。”

    这句话很容易让读者理解为，1905年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就是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版的“汉译名著”（今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在1949年前全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包括不少文学著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1981年正式出现的，不包括文学著作，某些具有文学性的著作，也是被当作学术著作收入丛书的）。笔者看到这一说法时，正在编校即将收入《马藏》（编者注：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第一部第一卷的《帝国主义》，便想起了在研究这本书时浏览过的一则材料，即，早在1997年，曾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胡企林先生在回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说：“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就开始介绍西学，传播新知。1902年，商务约请戢翼翚主持的留日学生团体‘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的一套‘帝国丛书’开始出版，首卷为《帝国主义》，此即商务移译和印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开端。”——当然，《帝国主义》确实没有《天演论》有名，但胡企林先生在这里，把它当做今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滥觞，是无疑的。笔者以为，根据上海图书馆1979年所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商务印书馆1902开始出版的“帝国丛书”，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丛书。

    《帝国主义》在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同年11月，又出了再版。两版都标明“帝国丛书”。在此之前，《帝国主义》先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十一日（1901年11月11日至12月21日）的《清议报》第97—100册的“时论译录”栏目中连载的。我们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发现，商务印书馆《帝国主义》一书的内容，与《清议报》连载的同名文章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区别仅在于，《清议报》连载该篇长文时，仅注明译自日本《国民新闻》；而在商务印书馆的单行本中，则注明作者是“日本浮田和民”（正文第一页），“译述者”和“校阅者”均为“出洋学生编辑所”（版权页）。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关于《帝国主义》一书最早的出版时间。因为按照《马藏》编纂与研究的要求，我们必须将该书的最早版本收入《马藏》中。

    以往，关于《帝国主义》这本书，学界多认为是在1895年最早出版的。比如，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中就说：“‘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章开沅先生的一些著述中，也曾经有过类似说法。由张晓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中，关于《帝国主义》一书的基本信息如下：“《帝国主义》：一卷；（日）浮田和民著；出洋学生编译所译（出版者不详）；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初版一册。//出洋学生编译所；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绪末（帝国丛书）。”

    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并未找到189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发现，个别学者曾经对该书出版于1895年的说法表示过怀疑，但他们又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我们首先发现，所谓1895年的“出洋学生编辑所”，实际上是子虚乌有的。虽然我们通过查找大量材料，最终还是没有确定“出洋学生编辑所”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却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出洋学生编辑所”是由晚清时期清政府派出的首批（1896年）留日学生中的戢翼翚等人组建的，时间在1900年底至1902年春之间。

    我们通读了《帝国主义》一书后进一步发现，该书中所述的大量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1895年以后的。比如：亚美尼亚（书中的“阿美尼亚”）虐杀事件（1894—1896）、英布战争（1899—1902，书中称“英杜战争”或“南阿战争”，亦即“南非战争”）、比洛（书中的“卑路”）出任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1897）、德意志帝国亨利亲王（书中的“显利亲王”或“轩利亲王”）来华（1898）、德意志帝国议会“决议以十亿圆之豫算而扩张海军”（1898）、义和团事件（1900，书中所谓“北清之乱”）等。书中还有两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该书的成书过程，一处是：“又今年中俄密约……”——此处的“中俄密约”，即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拨诺夫在莫斯科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文中的“今年”一词说明，该书中的这部分文字（至少是这部分文字），是写于1896年的。另一处是：“如昨年总举大统领，麦端尼之帝国主义与拉罂之非帝国主义为大竞争，帝国主义得大胜利”——这里的“总举大统领”，指19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当时麦金莱（即书中的“麦端尼”）胜选（连任），从文中的“昨年”又可知，该书中的这部分文字（至少是这部分文字），又是在1901年所写。

    由此，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帝国主义》作为一本完整的小册子（译著），不可能是在1895年出版的；第二，《帝国主义》作为一本完整的小册子，最早是在1901年出版的；第三，作为一本完整的小册子的《帝国主义》，其内容是由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章中的相关内容拼合而成的。我们最后确认：学界长期以来所说的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帝国主义》一书，最早就是连载于1901年《清议报》第96—100册上的同名长篇文章，这篇文章在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

    那么，一本被认为是最早让中国人知道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的小册子，为什么竟然有那么多的学者连它出版的准确时间都没有搞清楚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1991年9月中华书局《清议报》影印版出版之前，国内学者是很难看到百余年前改良派在海外出版的这份机关刊物的，而距今1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在后来也是很难寻觅得到的——退一步说，即使少数人有幸看到了这本书，也不见得是研究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因此也是不会留意它的。这本小册子如今收入《马藏》中，极大地方便了有关领域专业研究者的搜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有必要指出，这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的著作，其主旨反而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书中美化、欣赏帝国主义的言论，比比皆是。但客观的历史事实恰恰是这本美化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小册子，让中国人初步知道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逐渐为中国人所知晓和接受的。

    最后顺便介绍一下《帝国主义》的编译者“出洋学生编辑所”及其主持人戢翼翚。戢翼翚（1878—1908，生年另有1870年之说），字元丞，湖北省房县城关人。其父为清守备。有关史料均记载，戢系当时湖北省留日第一人。1899年孙中山在东京时，戢曾与友人一起前往拜访、请教，深得中山先生赞赏，吸收为兴中会会员。留日期间，戢曾于1900年7月回国，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密谋起事。事败后，又返回日本学习，并于同年底与杨廷栋等在东京创办译书汇编社，其主要成员大多为最早的留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的成员，戢翼翚任社长。译书汇编社还编辑出版《译书汇编》月刊，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宣传民主思想。1901年5月，戢又与杨廷栋、杨荫杭、王宠惠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鼓吹民族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指名批驳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论，呼吁国人反清排满，改革中国政治，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孙中山为支持该报出版，曾以千元相赠。1902年春，戢翼翚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蔡元培创办的中国教育会，被举为干事，同时继续编辑出版《译书汇编》，还与友人、著名诗人、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合作，集资在上海设立“作新社”，创办《大陆月刊》，并利用刊物广泛接纳革命党人。光绪三十一年夏（1905年7月），清廷首次对留洋毕业生进行考试，戢获赐政治经济科进士出身，在外务部学习行走。在外务部，他仍然暗中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秋，戢随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时，又重返日本，并及时向国内报告考察收获，希望清廷能够参照日本图案，实行立宪制度。五大臣考察归国后，戢在东京继续停留数月。这次在日本期间，戢还通过宋教仁等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西学新书。1907年9月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戢的主张多与袁不合，矛盾时生，而留日学生回国供职者如曹汝霖等则阿附于袁，乃伪造戢与孙中山来往书信，指戢为坐京暗探。清廷据奏以“交通革命党危害朝廷”罪捕戢，革职押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908年，戢翼翚病逝于武昌。

    关于出洋学生编辑所成立的具体时间，国内现有资料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戢翼翚在日本求学期间，即在1902年春之前成立的，与《译书汇编》社成立的时间大体同时；有的采取模糊说法，说是在1901年前后成立的；根据近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出洋学生编辑所应该是在戢翼翚1902年春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成立的。出洋学生编辑所在当时编译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内容以政治、法律、社会、教育、历史等为主，多为从日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