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去从未有人用过这一术语，甚至未曾有过这一理念。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经典文献的考据乃至通考性的整理研究并不鲜见，包括对儒、释、道等经典的通考性整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近百年来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据以及整理性研究只是近年来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至于在此基础上的通考性整理研究还几乎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经过长期的积累，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经典著作研究，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的基本条件。
（详见5版）
《徐志摩全集》的前世与今生
写传时，已买了大量的书，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那时买下的。要编新的全集，就不够了。写传，有文章就行，不会考虑版本。编全集，非重视版本不可。我给自己定的宗旨是，凡是志摩的文章，一定要找到最初发表的报刊，复印下来，细细校对。实在不行的，也要依据最好的选本。那一段是忙，但也真是兴奋。记得在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室里，摇着投影机的手柄，眼睛贴在窥视孔上，一页一页察看《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寻找那篇《雨后虹》时，心里有一种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觉得自己都高大了。这一套《徐志摩全集》，可以说是当今编得最全、最完美的一套全集。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了了徐志摩家人和徐志摩朋友的多年的心愿。徐志摩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对他的认识现在还远远不够。我相信，随着这部全集的出版，人们对徐志摩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详见7版）
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
科技发展这么迅猛，要求读懂了才能提意见，那人文学者基本上只能闭嘴。中学取消文理分科，大学阶段里加强基础训练，即便如此，也都是杯水车薪。以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方案为例，30%的全校公共必修课，20%的核心课程，30%的限选课程，最后是20%的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假如你是文科生，将被要求在A（数学与自然科学）和F（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个领域至少修满4学分。这两个学期的两学时课程，能顶什么用？即便名校理工科本专业毕业，若转行多年，同样赶不上。在科技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真正读懂的，只能是小圈子。问题在于，科技竞争如此激烈，而追求发明明显是会上瘾的，不断快马加鞭的结果，很可能摆脱伦理与道德的约束。是的，科学研究无边界，但科技运用必须有禁区。因为，造福人类乃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也应该是其最高目标。
（详见13版）
怎样学写古诗词：学词步骤
明代《草堂诗馀》将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后人因袭此说，但只是大略言之。清代毛先舒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则为胶柱鼓瑟之论了。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反驳说，《七娘子》有五十八字的一体，又有六十字的一体，到底是小令呢，还是中调呢？《雪狮儿》有八十九字的一体，又有九十二字的一体，它是中调呢，还是长调呢？故毛氏的说法不能成立。其实宋代并无中调、长调之说，而有令、近、引、慢等称谓，那是说的词的音乐形态。不过，为叙述之方便，我们仍要使用小令、中调、长调的说法，也姑且大略言之吧。小令与长调的体性差异最明显，故一般都对举出来供讨论。学词当由学长调入手，先精熟长调，再学小令。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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