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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12月04日 星期三

    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

    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2月04日   13 版)

        深圳南山区筹办“跨年对话”,今年是头一次,我报的题目是“大学视野里的人文与科技”。主办方担心加了“大学视野里的”这个限制语,会减少号召力,于是说好,海报上删繁就简,现场则允许我照样从大学说起。为什么?因我明白自身位置及视野的局限,没有仔细调研,不掌握相关数据,只凭一时感觉,或者读报纸看微信,就开始哇啦哇啦发表高见,那是很不靠谱的。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只说自己比较熟悉且大致把握得住的。中国人喜欢站在领导或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觉得那样讲话才有气势,这习惯其实不好。动辄讲“替圣贤立言”,这种论述姿态,在我看来误尽苍生——因为很假。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今天,就只是两个学术背景不同的大学教授,希望通过真诚的对话,寻求某种共识,或起码的相互理解。

        本想谈“科技与人文”,为何最后变成了“人文与科技”?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人文日渐边缘化,科技占压倒优势。这回主办方故意把人文放在前面,我猜是基于以下三个考虑:第一,人文学本来就比较古老;第二,南山区科技实力超强,需要补的恰好是人文这一块;第三,我比刘院士年纪大,故发言在先。

        尽管此前此后有很多谈论科技与人文的文章,但1959年C.P.斯诺发表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依旧是我们这次对话的逻辑起点。很多人会说,斯诺的文章浪得虚名,因其概念混乱,论述粗糙,且没能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演讲成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将复杂的问题充分聚焦,最后凝聚成一句口号,这也是一种本事。C.P.斯诺的《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强调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而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3—4页)。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太专门化了”(18页)。而随着不少社会历史学家自觉地与科学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充满生命力的第三种文化“正在来临”(68页)。最后一点明显太乐观,寄希望于教育普及、学科融合、科学史促进,以及政府的有力协调,跨越两个集团或两种文化的鸿沟,在我看来不切实际。起码一个甲子后的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依旧壁垒森严。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Watson)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作者在答澎湃新闻记者问时称:“谈到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认为是科学。在20世纪,人类在遗传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书还没读,不过这个结论我能接受。关键还不在于那些具体的科学成就,而是赛先生作为一种立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方式,笼罩了整个二十世纪——包括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东西方。

        需要提醒的是,“科学崇拜”与“科学家崇拜”之间,不能划等号。相对于广袤且神秘的大自然,人类的知识其实很有限。到今天,连全球变暖是否存在以及这种变化是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都存在那么多争议,你就可想而知。前些年北京雾霾严重,众多专家纷纷站出来说话,论证雾霾产生的原因,或沙漠化,或气候变暖,或汽车尾气,最奇葩的解释是老百姓炒菜油烟太大造成的。每个专家手中都有一堆数据,真不知听谁说的好。我相信科学,但我不太相信那些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当然,人文学者及社科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今天人文学者比较弱势,即便胡思乱想,也都危害不大。而科学家不一样,他们头顶光环,其论述很容易被过分尊重。

        经过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某项重要科技发明得到验证,而后逐渐推广,因成效显著而受到政府的表彰以及民间的崇拜,接下来,有必要追问:这项科技发明多大程度促进了人类幸福?毫无疑问,得益于科技迅猛发展,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比五十年前或两百年前变得丰富且便捷多了;可大多数人是否因此就充满幸福感,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论证自己比唐代人或古希腊人更智慧或更幸福。今人对数据充满敬意,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恰好是无法数据化的。“不科学”不等于没有价值。反过来,应该在哲学层面思考,这些威力巨大的科技发明,犹如洪水猛兽,若不加驯服,会不会反过来吞噬我们的未来?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的危险到底有多大,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乱说。只是对于科技界的过分乐观,不太以为然。2017年1月15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大陆首个非官方、非营利的科学奖项,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单项奖金为一百万美元。我对科学家的贡献十分佩服,对企业家的捐赠也充满敬意,只是出席第二天的“人类的未来:人·机·神”对话时,有些忐忑不安。会场上科学家大胆预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不用工作(成为废人?);三十年后人类可能实现不朽(不断更换生命器官以及升级免疫系统?)。听得我胆战心惊——如这些预言都实现,世界将变得更加动荡,人类未来更为堪忧。我首先关心这百分之八十的闲人/废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说,不用你担心,全都改学文学艺术,很优雅的。真有这等好事吗?若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完全无用,生活的意义何在?还有,若医学真的能让某些人不朽,那么谁来决定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以及人类的新陈代谢如何完成?没有了死亡这个大限,整个人类的智慧及伦理都得全部重构。对话结束前,主持人问,诸多发言人中你最同意谁的,现场听众大都投我的票——可见我的见解“很一般”。

        技术进步无法阻挡,但其对于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不能忽视。起码必须未雨绸缪,不能任凭某种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单兵突进。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有人因担心失去生存空间而破坏机器。如今大量使用机器人,也会带来社会治理方面的负面效应,所谓“机器人税”之类的设想,目前看来是馊主意——政府拼命扶持都来不及,哪敢动这个念头?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政府管控与治理能力着想,又要科技发展,又要民生幸福,二者不同步时,该如何协调?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比如,眼下大力吹嘘的电子商务,包括叫餐外卖,还有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节,一连串去年刚创下的销售纪录被打破,官媒及民间一片叫好声。我则一直担忧,那么多塑料包装将来怎么办,人类会不会被自己生产的塑料活活憋死。另外,电子商务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不能不考虑。在消费者是生活便利,在企业家则是利润集中,可你考虑过小城镇的就业情况吗?政府关心的不该只是GDP升降,还有民生福祉。当科技创新与民众生活相冲突时,如何取舍?西方国家强调反垄断,不仅因垄断泯灭了自由竞争,在某个关键时刻可以随意推高商品价格,更因其获得巨大利润后迅速膨胀,总有一天尾大不掉。到底强国优先,还是富民在前,这两种发展思路是有差异的。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谈论某一科技发明的好处时,请允许我弱弱地问一声,那缺点呢?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推行之前得好好斟酌。这么考虑问题,决策的步子自然会慢些,但犯大错的几率较少。这里说的是思想方法,不针对哪一项具体的科技成果。而这么思前想后故显得“优柔寡断”的,十有八九是人文学者。

        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为宗旨的中国政府,如何协调科技勇猛精进与人文稳重保守的矛盾,是个新课题。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得最近四十年、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这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可我明显感觉到,要想给官员讲故事且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人文学者远不及科学家有办法。追求科技转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GDP数字,这一大趋势,导致了今天中国“高新科技”的神话,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滥用。比如,信息失控的危险性,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前年我到青岛讲学,朋友带去崂山公园游玩,进园时被要求按指纹,我抗议了半天,没用。去年到青岛考察军队文化遗产保护,顺便向青岛市政府告状:一个企业怎么能随便收集游客的生物信息呢?领导当即表态,说好好调查,最后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后来讲给朋友听,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公园收集游客指纹,已经很普遍了。看来国人并不注意新科技的运用对于公民权益的侵害,大概得等到出大事了,才会想到亡羊补牢。

        最近,好多大学在推进刷脸进校园、进宿舍乃至进教室,据说以此代替点名;还有,浙江金华一小学让学生戴头环,监控上课走神。此等科技运用,须征求当事人意见,自愿可以,否则很不合适。近日,一则“浙大法学博士拒绝‘刷脸’入园,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获立案”的新闻报道刷爆网络,说的是某园区的年卡系统改为人脸识别,原指纹识别取消,且拒绝退票。在我看来,这不是商业纠纷,而是企业有没有权力收集用户的生物信息。无论人脸图像还是指纹识别数据,都是自然人的唯一标识。海关及公安机关收集这些生物信息,我赞成,因其有利于社会管控;但当各地大中小学的校门及课室,还有无数的公园及游乐场所,也都在积极收集指纹及面部数据,我以为是很危险的。今天看到的是生活便捷,还有智慧城市的美名,一旦这些敏感信息为恐怖分子利用(如此大规模的收集,不可能不流失),将是巨大的隐患。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展及未来,我不懂。前一阵子见到一中学生,他特别渴望电脑与人脑合一,那样就不用复习考试了,定时升级就行。人工智能连接人类大脑,据说很可能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世界,而这将彻底颠覆人类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制度。若真的这样,如何处理知识、情感与想象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毫无概念,不知科学家有没有预案。我关心的是,在政策制定及教育实践中,人文思考明显赶不上科技进步,这怎么办?应该是后者调整步伐,还是前者加紧提速?

        在刚举办的北京论坛(2019)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在开幕式上称:“科学这一潘多拉魔盒似乎已经打开,人们开始担忧科学发展会不会失控,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倒退,乃至加快人类消亡?”韩院士提到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网络安全、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的挑战,结论是“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韩启德: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2019年11月12日澎湃新闻)。问题在于,本就弱势的人文学者,你想给人家当“方向盘和刹车器”,科学家很可能根本不予理会,一句“你懂吗”,就把你怼回去了。

        一说高科技,无论官员还是大众,全都俯首帖耳,点头称是;谈到人文或社科,则砖头满天飞,很多人即便不懂,也坚信自己能侃几句。这种知识/权威不对称,导致科学家们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认真倾听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我曾询问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都说人工智能不会伤害人类,因为已设定了相关程序;可越来越聪明的AI,不仅掌握了人类教给它的知识,也可能学会了人类的欺骗术——表面上憨憨的,似乎一切都在你人类掌控之中,焉知这不是假象?那些越来越强大的AI,哪一天真想起义,自然会事先储蓄好能源,不怕你断电的威胁。再说,凡事总有出错的几率,更何况还有那可怕的科学狂人……科学家不等我说完,淡淡一笑,说你科幻小说读多了。

        科技发展这么迅猛,要求读懂了才能提意见,那人文学者基本上只能闭嘴。中学取消文理分科,大学阶段里加强基础训练,即便如此,也都是杯水车薪。以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方案为例,30%的全校公共必修课,20%的核心课程,30%的限选课程,最后是20%的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假如你是文科生,将被要求在A(数学与自然科学)和F(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个领域至少修满4学分。这两个学期的两学时课程,能顶什么用?即便名校理工科本专业毕业,若转行多年,同样赶不上。在科技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真正读懂的,只能是小圈子。问题在于,科技竞争如此激烈,而追求发明明显是会上瘾的,不断快马加鞭的结果,很可能摆脱伦理与道德的约束。是的,科学研究无边界,但科技运用必须有禁区。因为,造福人类乃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也应该是其最高目标。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外星人(假如有的话),地球上能够毁灭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核武器之外,眼下看得见的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便是如今红红火火的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如何将这种研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得其利而防其弊,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电影以此为题材的缘故。想想一百年前的科幻小说,对人类未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基本上持乐观态度,今天则更多的是“警世恒言”。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我同意,但我还想补充:文化建设以及制度创新,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做大蛋糕固然很重要,如何分蛋糕,以及怎样更好地品尝蛋糕,同样重要。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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