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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区筹办“跨年对话”，今年是头一次，我报的题目是“大学视野里的人文与科技”。主办方担心加了“大学视野里的”这个限制语，会减少号召力，于是说好，海报上删繁就简，现场则允许我照样从大学说起。为什么？因我明白自身位置及视野的局限，没有仔细调研，不掌握相关数据，只凭一时感觉，或者读报纸看微信，就开始哇啦哇啦发表高见，那是很不靠谱的。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只说自己比较熟悉且大致把握得住的。中国人喜欢站在领导或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觉得那样讲话才有气势，这习惯其实不好。动辄讲“替圣贤立言”，这种论述姿态，在我看来误尽苍生——因为很假。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今天，就只是两个学术背景不同的大学教授，希望通过真诚的对话，寻求某种共识，或起码的相互理解。
本想谈“科技与人文”，为何最后变成了“人文与科技”？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人文日渐边缘化，科技占压倒优势。这回主办方故意把人文放在前面，我猜是基于以下三个考虑：第一，人文学本来就比较古老；第二，南山区科技实力超强，需要补的恰好是人文这一块；第三，我比刘院士年纪大，故发言在先。
尽管此前此后有很多谈论科技与人文的文章，但1959年C.P.斯诺发表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依旧是我们这次对话的逻辑起点。很多人会说，斯诺的文章浪得虚名，因其概念混乱，论述粗糙，且没能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演讲成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将复杂的问题充分聚焦，最后凝聚成一句口号，这也是一种本事。C.P.斯诺的《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强调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而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3—4页）。产生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太专门化了”（18页）。而随着不少社会历史学家自觉地与科学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充满生命力的第三种文化“正在来临”（68页）。最后一点明显太乐观，寄希望于教育普及、学科融合、科学史促进，以及政府的有力协调，跨越两个集团或两种文化的鸿沟，在我看来不切实际。起码一个甲子后的今天，人文与科技之间，依旧壁垒森严。
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Watson）的《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引进，作者在答澎湃新闻记者问时称：“谈到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认为是科学。在20世纪，人类在遗传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书还没读，不过这个结论我能接受。关键还不在于那些具体的科学成就，而是赛先生作为一种立场、一种信仰、一种思想方式，笼罩了整个二十世纪——包括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东西方。
需要提醒的是，“科学崇拜”与“科学家崇拜”之间，不能划等号。相对于广袤且神秘的大自然，人类的知识其实很有限。到今天，连全球变暖是否存在以及这种变化是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都存在那么多争议，你就可想而知。前些年北京雾霾严重，众多专家纷纷站出来说话，论证雾霾产生的原因，或沙漠化，或气候变暖，或汽车尾气，最奇葩的解释是老百姓炒菜油烟太大造成的。每个专家手中都有一堆数据，真不知听谁说的好。我相信科学，但我不太相信那些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当然，人文学者及社科专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今天人文学者比较弱势，即便胡思乱想，也都危害不大。而科学家不一样，他们头顶光环，其论述很容易被过分尊重。
经过无数科学家的努力，某项重要科技发明得到验证，而后逐渐推广，因成效显著而受到政府的表彰以及民间的崇拜，接下来，有必要追问：这项科技发明多大程度促进了人类幸福？毫无疑问，得益于科技迅猛发展，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比五十年前或两百年前变得丰富且便捷多了；可大多数人是否因此就充满幸福感，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论证自己比唐代人或古希腊人更智慧或更幸福。今人对数据充满敬意，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恰好是无法数据化的。“不科学”不等于没有价值。反过来，应该在哲学层面思考，这些威力巨大的科技发明，犹如洪水猛兽，若不加驯服，会不会反过来吞噬我们的未来？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的危险到底有多大，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乱说。只是对于科技界的过分乐观，不太以为然。2017年1月15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大陆首个非官方、非营利的科学奖项，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单项奖金为一百万美元。我对科学家的贡献十分佩服，对企业家的捐赠也充满敬意，只是出席第二天的“人类的未来：人·机·神”对话时，有些忐忑不安。会场上科学家大胆预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不用工作（成为废人？）；三十年后人类可能实现不朽（不断更换生命器官以及升级免疫系统？）。听得我胆战心惊——如这些预言都实现，世界将变得更加动荡，人类未来更为堪忧。我首先关心这百分之八十的闲人/废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说，不用你担心，全都改学文学艺术，很优雅的。真有这等好事吗？若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完全无用，生活的意义何在？还有，若医学真的能让某些人不朽，那么谁来决定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以及人类的新陈代谢如何完成？没有了死亡这个大限，整个人类的智慧及伦理都得全部重构。对话结束前，主持人问，诸多发言人中你最同意谁的，现场听众大都投我的票——可见我的见解“很一般”。
技术进步无法阻挡，但其对于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不能忽视。起码必须未雨绸缪，不能任凭某种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单兵突进。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有人因担心失去生存空间而破坏机器。如今大量使用机器人，也会带来社会治理方面的负面效应，所谓“机器人税”之类的设想，目前看来是馊主意——政府拼命扶持都来不及，哪敢动这个念头？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政府管控与治理能力着想，又要科技发展，又要民生幸福，二者不同步时，该如何协调？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比如，眼下大力吹嘘的电子商务，包括叫餐外卖，还有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节，一连串去年刚创下的销售纪录被打破，官媒及民间一片叫好声。我则一直担忧，那么多塑料包装将来怎么办，人类会不会被自己生产的塑料活活憋死。另外，电子商务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不能不考虑。在消费者是生活便利，在企业家则是利润集中，可你考虑过小城镇的就业情况吗？政府关心的不该只是GDP升降，还有民生福祉。当科技创新与民众生活相冲突时，如何取舍？西方国家强调反垄断，不仅因垄断泯灭了自由竞争，在某个关键时刻可以随意推高商品价格，更因其获得巨大利润后迅速膨胀，总有一天尾大不掉。到底强国优先，还是富民在前，这两种发展思路是有差异的。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谈论某一科技发明的好处时，请允许我弱弱地问一声，那缺点呢？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推行之前得好好斟酌。这么考虑问题，决策的步子自然会慢些，但犯大错的几率较少。这里说的是思想方法，不针对哪一项具体的科技成果。而这么思前想后故显得“优柔寡断”的，十有八九是人文学者。
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为宗旨的中国政府，如何协调科技勇猛精进与人文稳重保守的矛盾，是个新课题。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得最近四十年、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这方面的业绩有目共睹。可我明显感觉到，要想给官员讲故事且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人文学者远不及科学家有办法。追求科技转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GDP数字，这一大趋势，导致了今天中国“高新科技”的神话，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滥用。比如，信息失控的危险性，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前年我到青岛讲学，朋友带去崂山公园游玩，进园时被要求按指纹，我抗议了半天，没用。去年到青岛考察军队文化遗产保护，顺便向青岛市政府告状：一个企业怎么能随便收集游客的生物信息呢？领导当即表态，说好好调查，最后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后来讲给朋友听，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公园收集游客指纹，已经很普遍了。看来国人并不注意新科技的运用对于公民权益的侵害，大概得等到出大事了，才会想到亡羊补牢。
最近，好多大学在推进刷脸进校园、进宿舍乃至进教室，据说以此代替点名；还有，浙江金华一小学让学生戴头环，监控上课走神。此等科技运用，须征求当事人意见，自愿可以，否则很不合适。近日，一则“浙大法学博士拒绝‘刷脸’入园，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获立案”的新闻报道刷爆网络，说的是某园区的年卡系统改为人脸识别，原指纹识别取消，且拒绝退票。在我看来，这不是商业纠纷，而是企业有没有权力收集用户的生物信息。无论人脸图像还是指纹识别数据，都是自然人的唯一标识。海关及公安机关收集这些生物信息，我赞成，因其有利于社会管控；但当各地大中小学的校门及课室，还有无数的公园及游乐场所，也都在积极收集指纹及面部数据，我以为是很危险的。今天看到的是生活便捷，还有智慧城市的美名，一旦这些敏感信息为恐怖分子利用（如此大规模的收集，不可能不流失），将是巨大的隐患。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展及未来，我不懂。前一阵子见到一中学生，他特别渴望电脑与人脑合一，那样就不用复习考试了，定时升级就行。人工智能连接人类大脑，据说很可能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世界，而这将彻底颠覆人类的学习方式以及教育制度。若真的这样，如何处理知识、情感与想象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毫无概念，不知科学家有没有预案。我关心的是，在政策制定及教育实践中，人文思考明显赶不上科技进步，这怎么办？应该是后者调整步伐，还是前者加紧提速？
在刚举办的北京论坛（2019）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在开幕式上称：“科学这一潘多拉魔盒似乎已经打开，人们开始担忧科学发展会不会失控，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倒退，乃至加快人类消亡？”韩院士提到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网络安全、基因编辑以及人工智能的挑战，结论是“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韩启德：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2019年11月12日澎湃新闻）。问题在于，本就弱势的人文学者，你想给人家当“方向盘和刹车器”，科学家很可能根本不予理会，一句“你懂吗”，就把你怼回去了。
一说高科技，无论官员还是大众，全都俯首帖耳，点头称是；谈到人文或社科，则砖头满天飞，很多人即便不懂，也坚信自己能侃几句。这种知识/权威不对称，导致科学家们高度自信，不太可能认真倾听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我曾询问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都说人工智能不会伤害人类，因为已设定了相关程序；可越来越聪明的AI，不仅掌握了人类教给它的知识，也可能学会了人类的欺骗术——表面上憨憨的，似乎一切都在你人类掌控之中，焉知这不是假象？那些越来越强大的AI，哪一天真想起义，自然会事先储蓄好能源，不怕你断电的威胁。再说，凡事总有出错的几率，更何况还有那可怕的科学狂人……科学家不等我说完，淡淡一笑，说你科幻小说读多了。
科技发展这么迅猛，要求读懂了才能提意见，那人文学者基本上只能闭嘴。中学取消文理分科，大学阶段里加强基础训练，即便如此，也都是杯水车薪。以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方案为例，30%的全校公共必修课，20%的核心课程，30%的限选课程，最后是20%的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假如你是文科生，将被要求在A（数学与自然科学）和F（社会可持续发展）两个领域至少修满4学分。这两个学期的两学时课程，能顶什么用？即便名校理工科本专业毕业，若转行多年，同样赶不上。在科技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能真正读懂的，只能是小圈子。问题在于，科技竞争如此激烈，而追求发明明显是会上瘾的，不断快马加鞭的结果，很可能摆脱伦理与道德的约束。是的，科学研究无边界，但科技运用必须有禁区。因为，造福人类乃科技发展的原动力，也应该是其最高目标。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外星人（假如有的话），地球上能够毁灭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核武器之外，眼下看得见的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便是如今红红火火的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如何将这种研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得其利而防其弊，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电影以此为题材的缘故。想想一百年前的科幻小说，对人类未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基本上持乐观态度，今天则更多的是“警世恒言”。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我同意，但我还想补充：文化建设以及制度创新，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做大蛋糕固然很重要，如何分蛋糕，以及怎样更好地品尝蛋糕，同样重要。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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