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佚文”或“集外文”研究

    《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是宫立的处女作。我是他的博士学位导师，他要我为他这部书写些话，当然义不容辞。

    宫立的硕士学位导师是已故的王富仁兄。众所周知，富仁兄擅长现代文学史宏大问题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而宫立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偏好在硕士阶段就已显露了，这与富仁兄的学术追求并不一致。但富仁兄并不以为忤，反而亲自致电于我推荐他。因此，读宫立这部处女作，我首先就想到了尊重学生学术兴趣的富仁兄。

    佚，散失之意也，《孟子·公孙丑问》中就有“遗佚而不恕”之语，而“辑佚”本就是中国古籍整理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在我看来，所谓佚文佚简，确切地说，如果一位作家已经编集出版了全集，仍有散失在全集之外的作品和书信被发现，那么，这些集外作品和书信可称之为佚文佚简。但如果这位作家的全集并未出版，他的作品只出版了文集和若干作品集，书信也未蒐编成集，那么，如果发现了他的文集或作品集未收的作品和书信，称之为集外文和集外书简（如其已出版了书信集的话）似更合适。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宫立这部书中所讨论的一部分确实是作家佚文佚简，另一部分则是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简，这是首先应该加以说明的。

    综观宫立在本书中考释的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信，计有集外文17家：周作人、李劼人、周瘦鹃、郁达夫、郑振铎、夏衍、胡风、聂绀弩、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徐芳、陈敬容、穆旦、黄裳、汪曾祺、李蕤；集外书简也是17家：张元济、蔡元培、陈望道、洪深、袁昌英、田汉、熊佛西和王统照、梁实秋、巴金、朱湘、李霁野、于伶、萧军、吴组缃、赵家璧、曹禺。这是一份相当可观的名单，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么多重要的作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只有徐芳、李蕤两位文名不大，但徐芳是新诗人，又是第一部《中国新诗史》的作者，也不可小觑）都有或多或少的集外文字散落。如果不是宫立努力发掘，可能还要在书山报海中埋没很长一段时间。而据我的不完全的统计，宫立辑集集外文的李劼人、郁达夫、郑振铎、夏衍、胡风、聂绀弩、何其芳、汪曾祺，辑集集外书简的蔡元培、田汉、梁实秋、巴金、朱湘、萧军、曹禺等均已有“全集”行世，而且郁达夫和汪曾祺已有不止一种全集。这些作家佚文佚简的被发掘，也再次证明现代作家的“全集”不全已成常态。恐怕除了鲁迅，没有一位作家的“全集”可以称得上哪怕是相对而言的“全”，这已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作家的“全集”，关键就在于“全”。而要做到“全”，就应该编入这位作家生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公开发表、出版的所有创作和已知的未刊稿、未定稿、未完成稿等；如有译作，当然也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保存下来的书信、日记、题跋等。至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少作”，包括中学和大学的习作，如能蒐集到，也应编入，以供研究他的文学发展轨迹之需。杨绛大学时代的“散文习作”《璐璐，不用愁！》不也已编入《杨绛全集》了吗？虽然她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文未能编入，难免令人遗憾。总之，这位作家所有的各种文字形式的留存都应加以蒐集，不加删改地编入，只有这样，才是尊重历史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也才会建立在全面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如《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入郭不同历史时期的“检讨书”，《聂绀弩全集》（2004年武汉出版社版）收入聂的历次“运动档案”，《冯雪峰全集》（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收入冯“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等等，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做法，值得肯定。

    这些本来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只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常识，却并非每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能明白。我想，宫立也是在研究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他之所以能专心致志，并持久地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的发掘和研读，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2012年9月，散文家、书话家黄裳先生在沪逝世，拙编《现代中文学刊》拟刊文悼念，与宫立谈起此事，他说正好在查阅旧报刊时见到黄裳先生的集外文，于是就让他整理，他写出了《略谈黄裳的三篇集外文》，刊于同年10月《学刊》第5期（后来扩充为本书所收的《略谈新发现的来燕榭早期集外文》）。这应是宫立正式发表现代作家集外文整理文章之始。从那时至今，整整七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尤其他较早充分利用数据库和网上拍卖信息而不断拓展蒐集路径，以至收获不断，这本书就是他的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他在当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中，也获得了“宫集外”的美称。

    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实在人数众多，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成就有大有小，因此，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出版全集，许多作家恐怕出版几卷文集或一册选集，就足以显示其文学成绩了，那么，对这些作家，蒐集其集外文或集外书简，又有多大意义？这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便是重要作家，新发现其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通书简，是否就会影响到对其总的文学成就的评价？这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我想，宫立一定也在认真思考。但不管怎样，如果有更敏锐的文学史视野，有更准确的学术判断，还有更扎实的文本分析能力，那么现代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一定会减少随意性，更具学术性。

    宫立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预祝他今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长途上步伐更加稳当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