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梁晓声的读者,也是他的同事,所以得以在工作之余跟他有过很多交往,自然有资格说自己要比一般的读者对他的了解更为深入。在我对梁晓声这相对深入的了解当中,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记性似乎不怎么好,也就是说,是个健忘的人。在认识他之前,我曾对此就有所耳闻,认识他以后,便彻底确证了他的这种毛病。不过,健忘有时倒也不那么要紧,要紧的是他这个人为人又向来极为慷慨。
毫无疑问,发生在梁晓声身上的这种事例看起来实在有些矛盾。但其实,我并不以为它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在梁晓声这里,他的矛同我们的矛或许是完全一样的,可他的盾和我们的盾就大相径庭了。比如,在梁晓声的人生辞典里,“健忘”这个词的反义词并不是什么“牢记”“铭记”抑或“记住”,而是“关切”。梁晓声始终就是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现实以及对这个世界充满关切的作家,正因为关切,所以他轻易不会健忘。这一点,我们通过他的写作和为人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可见,对于梁晓声而言,记忆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故此健忘对于他也不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障碍。因为有着深刻的关切情怀,所以使得记忆在我们这里体现出的矛盾性,在梁晓声那里显现出的却是高度的一致性。
真实的关切证明了梁晓声作为一个作家的高度真诚。当然,会有很多作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写作是真诚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真诚匮乏梁晓声这样的单纯——一种有着天真成分的矛盾性。对梁晓声来说,“真诚”的反义词也不是“虚伪”,单纯的人本就是实在的人,他无知于虚伪,因而也就不可能从虚伪的反面去理解真诚。所以,在梁晓声这里,真诚的反义词乃是“刻意”。有鉴于此,梁晓声的写作从来不事刻意,相反,我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不修边幅。无论是在题材的选取上,还是在结构的布局或是情节的设置上,梁晓声都常常表现得漫不经心。尤其是在语言上,这也是当下不少人诟病梁晓声的地方,认为他的写作语言没有个性,有悖于今天所谓公认的语言美学追求。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作家在刻意追求此种语言美学标准时,究竟是如何将真诚不知不觉丢失掉的。
梁晓声的写作语言是自生活表象之下破土而出的语言,这种语言固有着种泥土的芬芳以及粗糙,你可以说它是不纯净的,也可以说它是不精致的,但却绝不能说它是肮脏的。不要忘记,恰是这种泥土蕴含了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全部滋养。基于此,在提及梁晓声的写作语言时,我们势必不能把他真诚的写作动机忽略。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法国作家纪德。早期的纪德是一个在文体上非常自觉的作家,格外注重语言的独特表现力。但是到了后期,他忽然开始有意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写作,即让秘书或录音设备记录下来,然后直接拿去发表。纪德拒绝用笔或打字机写作,就是为了表达对自己早期“刻意”写作语言的反抗。梁晓声在写作语言上的不讲究,无非就是源自真诚写作动力的反刻意。何谓真诚?真诚即是对于真实的热爱或者尊重。我欣赏梁晓声的真实,所以不能不欣赏他的不讲究。
真实的梁晓声注定要时刻执著于真相的揭示,可真相和真相也是不一样的。在梁晓声的作品里,“真相”的反义词同样不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假象”。不难看到,梁晓声的笔触从不致力于假象的批判和揭露,因为真相的反义词在他眼里则是“遗忘”。在这一点上,他与希腊语不谋而合。希腊语中,真相的反义词恰好也是遗忘。从梁晓声的写作尤其最新发表的百万字长篇《人世间》里,我们能够见证其对于真相的个人化阐释。在此,他津津乐道的是关于新中国50年峥嵘岁月里那些几乎濒于忘却的记忆,他执拗地用自己的坚持表达着对于真相的一贯理解,那就是针对遗忘的抵抗。《人世间》所呈示的这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史,没有让我们看到多少反思批判性的话语,它仅仅是试图向我们倾力揭开时代沉重帷幕的一角,希望我们从中记住他想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那些事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进行这样的努力时,梁晓声采取了一种极为有效的策略,那便是思考。这亦是梁晓声的写作一向充满着思想者气质的根源所在。耐人寻味的是,《人世间》里所有的人物几乎都在思考,不管是身居权力高位的大人物,还是栖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都在思考,都在阅读。梁晓声缘何如此热衷于笔下人物的思考?因为他非常清楚,对于真相的记忆,或者说对于遗忘的抵抗,其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记忆不能凭背诵而保有,它只能靠思考获致生命。
梁晓声用他的写作实践证实了一个真谛:思想激活记忆,思想甚至产生和创造记忆。倘若没有思想,一切记忆都是毫无意义的。扪心自问,为什么人类许多历史的覆辙都还会重蹈?实际上正是因为记忆的不可靠。须知,假象和真相的分辨需要头脑,需要判断和思考。并且,时间也是真相的敌人,它随时促使着我们遗忘。故此,守住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拒绝遗忘、捍卫记忆,而捍卫记忆最好的办法则是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记忆。同样,没有思想也没有语言,语言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表演的。今天很多作家的语言追求,在我看来皆是一种表演,一种哗众取宠式的自恋,掩饰着自身思想能力及勇气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