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近刊布的瞿秋白王剑虹书信

    瞿秋白与王剑虹1923年至1924年间互通书信中最早的一封，迄今已96年。最近由瞿独伊、李晓云编注的《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把这37通遗札连同瞿秋白与杨之华在1929年间的通信、照片、手迹以及杨之华的诗、文、译作，首度集中公诸于世，堪称二十年来瞿秋白手稿及相关史料公布之最。这些书信、诗文、译作，记录的是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青年们的个人生活，他们的爱与恨，追求与思索，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但却是最真实、最人性的一面；这些记录，并不在叙述革命者的英雄性与神性，字字句句却向读者展开他们实实在在经历的生活轨迹，原汁原味，未经删改，因而弥足珍贵。本文仅就瞿秋白、王剑虹通信略作评述，以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84周年、王剑虹逝世95周年。

    一、相识于南京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瞿秋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的另一身份是代表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会。原来，青年国际负责人达林因故不能来华出席大会，曾委托马林代他参加，而马林离华在即，又委托瞿秋白代理。

    瞿秋白到南京参加青年团二大，是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独立严密的组织，并同中共言论行动保持一致。会议期间，施存统（团中央书记）、柯庆施（团中央干部）陪同瞿秋白去见两位在南京过着游荡工读生活的女学生王剑虹、丁玲。据丁玲回忆，新朋友瞿秋白一出现，便让她俩感到他的与众不同。他不只是一位出色的共产党员，而且别有风姿与情趣：“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会间闲暇时，他们同游灵谷寺等名胜，互相加深了解，两位女学生很快就被瞿秋白的英俊潇洒、机智幽默的风度所吸引。

    王剑虹此时二十出头，丁玲十九岁，都是身受五四新文化启蒙并在爱国运动中表现不凡的新女性。王剑虹原名王叔璠，四川酉阳人，早年丧母。父王普山（勃山）擅中医，通文史，尤好诗词，同盟会员，民初为国会议员，追随孙中山，曾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王剑虹幼时读私塾，后入高小。1916年考入湖南桃园第二女师。五四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在与保守派论辩时，她临机应变，言辞犀利，口若悬河，气势夺人，令对手瞠目结舌，引得听众热烈鼓掌，被丁玲誉为一团烈火，一把利剑。1920年随父到上海，改名剑虹，源于龚自珍《夜坐》诗“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原本温柔美丽的女孩，却壮怀激情，向往如虹剑气，这正是她的真性格。

    王普山通过国民党元老谢持引见王剑虹到黄兴夫人徐宗汉主持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字工作，由此结识徐的秘书、李达夫人王会悟，以及李达、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参与创办平民女校和《妇女声》周刊。1921年12月10日，她在《妇女声》创刊号上发表《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段》一文，呼吁知识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随后又发表《轮舟晚景》诗，以及《节制生育保持恋爱》《他配骂自由不合理吗？》《姐妹们可以起来了》等文，涉及妇女运动前途、方向、方式方法。1922年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罢工后，参与募捐、慰问和讲演。在黄爱、庞人铨追悼会，以及马克思诞辰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都有她活跃的身影。平民女校于1922年2月正式开学，在这之前王剑虹回到湖南，从常德把丁玲带到上海。她们在女校听过陈独秀、李达、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等人的讲课。沈从文当时和她们有过一些交往，他印象中，“当时丁玲女士年龄不过十七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记丁玲》，沈从文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一年后，她们不满平民女校类似短训班的教学方式，便离开学校游荡到南京，准备按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和生活。宁可到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做佣人、卖花人，也要自己安排人生。她们生活极度清苦简朴，节衣缩食，出门办事徒步行走，把省下的钱全部买书读。她俩都爱好文学，剑虹年龄稍长，经历比较丰富，读的书也多，丁玲说她更有思想。两人听瞿秋白讲苏俄，讲文学，讲社会，都听得着迷。她们以前在平民女校听过一位教师讲苏俄，与瞿秋白相比，前者如同瞎子摸象，后者则是熟练厨师剥笋，真是天壤之别。

    瞿秋白出国前的惨淡经历，寒俭艰苦的生活，追寻理想的强劲心态，与王剑虹相似，因而理解她们的处境。当他知道她们热爱文学，读过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作品时，他的话更多了。他赞赏她们的热诚追求和自由意志，但他希望她们改变东流西荡的不安定的生活现状，真诚地建议她们到他正在创建的上海大学，并保证让她们自由听课、自由选择。

    1923年秋，王剑虹、丁玲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二、相恋于上海

    瞿秋白是上海大学教学体系的设计者，又是践行者。教学、写作、编辑、翻译，还有党务。工作虽忙，但他几乎每天课后都到王、丁住处，教授俄文，同她们平等地、自由地畅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丁玲回忆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就在这时，王剑虹与瞿秋白悄然相互萌发暗恋之情。爱好诗词的王剑虹，在她熟悉的诗人作品中寻觅含蕴的传情名句，即使假装若无其事地读书，她的眼神也触动了敏感的瞿秋白。

    爱在心底，却拘束了行动。一个冬晚，丁玲、王剑虹邀请瞿秋白、施存统、王一知，五人一道去住处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瞿秋白有些沉默，或者忧郁，不像往日那样热情欢畅，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分手时，他和施存统悄悄从另一条路走了，没有同王、丁告别。见到这情形，王剑虹没有说话。第二天，瞿秋白没来亭子间。王默默读书，竟夜失眠。第三天，丁玲到施存统、王一知夫妇家，遇到瞿秋白，丁打招呼，瞿说没事即走。施告丁：瞿说他确实坠入爱河里了。丁回告王，王沉默不语。两天后，王突然说她要随父亲回四川老家。丁问为何？王苦笑说：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这令丁百思不解。稍后，瞿秋白来，丁大吼：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了。丁在垫被下发现一张写满诗句的布纹纸，一行行火辣辣的情诗，显然是剑虹热恋着瞿秋白。丁玲说，剑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稍后，王剑虹回来告诉丁玲，她一周后就随父返川。丁玲推说去施存统家，就揣着那张信纸去找瞿秋白。

    瞿秋白接过王剑虹诗笺，读了多时，激动地问：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点头：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去我们宿舍，她在那里……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两小时后，丁玲回到宿舍时，见桌上散放着写满文字的纸张，看来他们是用笔交流，抒发爱意。王剑虹一反忧郁不欢，用幸福而感激的目光投向丁玲。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一帧全身照像，送给瞿秋白，成为两人定情的信物。

    此后，王、丁常常去瞿秋白那里畅叙，俄文教学没有继续下去，却迎来剑虹和秋白的新婚。

    三、新婚与永诀

    1924年1月，王剑虹与瞿秋白结婚。之前，1923年10月初，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鲍罗廷指名调瞿秋白赶往广州做他的助手和译员，参与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10月初到年底，瞿秋白多次往返广州、上海之间。只要在外地，他就会写信给王剑虹。《秋之白华》一书所收瞿秋白致王剑虹的第一封信，写于1923年12月间，开头就是那首传诵已久、脍炙人口的名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首诗写于国共两党合作即将实现之际。“检点新泥筑旧巢”，正是期望通过国共合作，改造和强化国民党，推动“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国民革命，到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理想境界。同时，借助“旧巢”，发展壮大共产党的组织。瞿秋白畅然抒怀：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的春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老中华回春再造。这首诗象征着青春、热烈、勇气与自信，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以上内容参见陈铁健著《瞿秋白传》相关章节，红旗出版社，2009版，第128、129页）

    这信最后是一首新诗：“你离光明去了。”是的！光明，/你永永的笼罩着/我的心灵。/我虽然离你，/始终你还远射着/我的心印。/——它没有离光明！（《秋之白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76、77页）

    “光明”何在？自然是王剑虹。她在信中被瞿秋白昵称为“梦可”——我的心！瞿秋白自署“宿心”，与“我的心”心心相印，这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激情！

    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爱恋，情深似海，炽烈如火。从上海到广州，海上航行六天，写信11封，1月6日一天竟写三封，其中一封是《桃源忆故人》——

    海波青断相思路，隐隐晓云低处。梦冷昨宵霜暮，——灯下呢呢语。心魂千里潮音度；怎似当时情绪？纤影入怀睡去；无奈醒时苦。（《同上，第83页）

    新婚离别，寂寞孤单，总希望在梦里与爱妻相会，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

    1月7日，一封长信，前边是一首新诗，后边则是诗样的散文：

    那浪花也互相拥抱；那海鸥也互相追随；那霞影依依蒙着天幕红晕里几分陶醉。……落日儿偷露着半面；红晕的令人惝恍；他幻映出我的心儿，我的心儿，支颐微笑的那样！（同上，第88、89页）

    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婚恋中，不离诗歌，情思往往诉诸诗词。几乎每天都要给王剑虹写诗，有时还把美诗丽句雕刻在色彩斑斓的石块上赏玩。瞿秋白的三十封信中，共写新旧体诗词15首，写尽新婚前后，尤其是婚后几天即别的强烈思恋之情。诗外的文字，也融入浓烈的诗意。

    1月9日，在驶近广州的船上，致王剑虹信十——

    我不知怎的，近来又能很动情的很真挚的想着我的父亲，我的已死的母亲，甚至于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悲酸的为他们堕泪。我从此看着穷苦的工人，农民，水手，褴褛的乞丐——不再当他们仅仅是革命的材料。我已能想着他们的父母妻子兄弟，体贴到他们的苦痛：“总有一天，平民的伟大的忿怒……虽造不出天国，止[至]少先打破现实地狱的第一关，是为他们的爱，是为他们的生活！”我以前不能感觉到的。呵！梦可！你救了我；我早已死了，你复活了我。我以前认为仅仅是“我的义务”的事，我现在能感觉他是“我的心愿”了。一切都是为你，一切都是为你，你驱策我的人格。（同上，第105、106页）

    1月12日，致王剑虹信十四——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你容许我这“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呢，还是不？（同上，第105、106页）

    第二天，1月13日，致王剑虹信十五，瞿秋白又提出调和“社会生命和恋爱生命”的问题要王回答，并说

    ——

    没有生命的机器究竟于社会有什么益处。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同上，第108页）

    1月28日，致王剑虹信二十九——

    恋爱和社会的调和，……本是我一生的根本问题，我想它们本是调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问我的“心”，“心”若给我一个承认，我可以壮壮气往这条路上走去。自己的“心”都不肯给我作主，谁又作得主呢？

    我的命运究竟给不给生命？……天下有单有“生存”的人，亦有有“生命”的人；这两种人是大有分别的。（同上，第137、138页）

    瞿秋白信中诗文的意象，诸如水声、浪花、海鸥、帆影、云影、天色、落日……与他的感情密合：把无法排遣的怅惘呈现出来，是他书生敏感内心世界的充分外化。瞿秋白是一位真正的多情的诗人。

    作为革命者，瞿秋白在信中多次提出调和“社会生命”和“恋爱生命”的问题，“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并再三催询王剑虹的答案。这是把爱情和革命紧密结合的美好理想。既然以革命为终生事业，自然在情书中向最亲密的伴侣表露出来，希望得到她的回应，赞同而非否定。然而，王剑虹却断然拒绝回答——

    你问我“容许你‘社会的生命’和‘恋爱的生命’相‘调和’不？”我想了又想，归于“茫然”，不知怎样答你……不，我实在不会答复你。

    ……你单莫问我什么“调和”……我不懂……

    那社会生命和恋爱生命和便怎样？不调和又怎样？……我看着你的影儿好笑！我对你讲：你愿意怎样，要怎样才觉得心里好过，那便是我容许你的，便是我要你的，便是你所谓我“命令”你的。这个答复满意么？（同上，第155、156页）

    瞿秋白期望调和“爱情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之间，即个人与集体、个人与革命之间的爱的和谐。这种调和，是基于不调和：王剑虹之爱深沉含蓄，追求单一的纯粹的两人之爱，与瞿秋白追求群体、革命和个人和谐甚至服从之爱，存在差异矛盾。王剑虹表示异议，正是这种矛盾的表露。王剑虹何以这样，急切否定瞿秋白的问询呢？首先，她已从1921年至1922年呼吁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激进思想，退回到只作文学青年的原点。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病了，而且预感到未来的不祥结局——

    这些“日子”偏要人一天天挨次过去……它们怎么不是我们别离的尾期而偏是开始呢？（同上，第147页）

    从你走后直到现在，我始终莫明其妙：我仍昏昏沉沉的。——干些什么？云雾中的日子！真是云雾中的日子呵！……（同上，第151页）

    我自[至]死不满意我自己，……我十分疑惑我自己，直到我临近“地狱之门”那一天。我这些话你一定不明白。你一定不以为然或许以为我随便说说——我是费了无限思索——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实在话呵！（同上，第153页）

    王剑虹写这信（1月20日）。以及前一封信(1月19日)，多次说到“冷”：“冷峭的风啊，吹得人发抖，手足浑身冷得僵痛。”“可怕的风雨之夜……我曾经做得几首诗……可是烧了！”（同上，第150页）这封信后附诗，最后一句：“宿心你，月儿圆了！可是它十分清冷，十分清冷！！”

    王剑虹的七封信，基调是伤感凄冷的。这些“冷”，是气温的冷，更是心中的冷。一是新婚数日，爱侣南行，几十天，自己被冷落在家，孤单凄凉，毫无“温意”；二是身体不适，病痛加深，人去楼空，无所依傍。王剑虹患肺病，其母、姐都因肺病而亡。新婚与久别，病情加重，想到了死。在瞿秋白一再问她“和谐”时，不得不忍痛直陈所思，把最坏的结局告诉他。其实，早在1月16日，即三天之前，瞿秋白信中已说到“没有你，怎能活？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他是早有不祥的预感。王剑虹是极爱瞿秋白的，27日她写的最后一封信，回顾离别竟月的日子——

    我们正像走黑夜的人，过了一程，惊魂定了一点，回顾来路，黑漫漫好不怕人——我俩怎样都平安地把初别以下的日时过去，现在看看光明近了。我回顾初边[别]……那日子多么阴森悲惨呵！——我多么欢喜这儿是廿七了，转瞬……！我静等着……（同上，第162页）

    四十二天后，瞿秋白回到上海。慕尔鸣路寓所里，秋白、剑虹和好友丁玲，依然在炉火光圈射向天棚的美妙气氛中畅谈文学、吟诗、写诗，教她们学昆曲、绣花、吹箫……然而，瞿秋白却不能摆脱会议、讲课、写作、翻译这些必做之事。他深爱妻子，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即使是写作，他的视线也不离妻子。他后来责骂自己被“形格势禁”地逼在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中难以自拔，实际上冷落了爱妻。写于1923、1924年间的《寄××》中说：“同样是历史的误会，同样是时代的牺牲，沧海中的波涛，沉溺了几多个性！”刘福勤先生认为，这些话表现了瞿秋白与王剑虹婚恋中的瞿秋白深感冷落了王剑虹而产生的内疚与自责。（刘福勤著《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四、“珍视这本书”

    1924年7月，王剑虹病逝。杨之华目睹了剑虹临终惨痛的一幕——

    我和其他三位同学……顺便去问候秋白爱人王女士的病。我们早已远远的听到了尖利而悲惨的呼声。等我们轻轻的走进病房，一个瘦小得奇怪的病人在床上躺着，但不时的将上身强力的弯曲举起，她用自己的双手要求拥抱秋白，并时时吻他，不断的叫他。而他很慌乱而苦恼的弯手去抱她，也发出同样悲惨的呼声。汗与泪混在一起的从他头上点滴的流着。旁边娘姨和她们的朋友都现着沉默而惊骇的脸容。王女士的身上已没有一点肉，只存了一副骨骼和骨上面包着的一层薄皮。可怕又可怜的病人叫着：冷，冷……要开水，开水。热水不断的在她头上拨，然而她说还要热一点的，热一点的，简直把开水滴上去，她都不觉热，只觉冷。狼狈的秋白捏住了她的手不断的流泪，似乎他的眼光里含着形容不出的忏悔和祈求。绝望已笼罩了他整个思想。我们只无话可说的呆立了许久，听着王女士的声音一点点的低下去，看着王女士的力气一点点的退下去，最后她没有可能再举得起她的上身或她的手。她像烧完了油的灯火一样，渐渐的灭了下去……

    再过一忽儿，秋白撤开了她的冷手，把他自己身上已经浸透了汗的一件白汗衫从头上剥下来丢在地上，站在屋角里，双手盖着眼睛悲伤的痛哭着。我们的眼光丢到死人身上，又丢到他活人身上，感动得站立不住。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寂静了下来，只有凄然的哭声沉浮在空气中。（同上，第245、246页）

    这是一段此前从未披露的细节，这是一段不忍卒读的纪实，凝血般的文字。

    王剑虹逝世后，瞿秋白很快投入工作，又有与杨之华快速的婚恋，在高昂奔进的革命高潮中，似乎一时摆脱了哀伤阴影。然而，当他被王明一伙及其后台逐出共产党的领导层，又在长征时被甩在即将沦陷的苏区，卒遭被俘下狱时，他对往事的追思和伤感更加深沉。在狱中遗言《多余的话》后《附录：记忆中的日期》里，他郑重留下一笔：“与王剑虹结婚”“剑虹死”。又有《梦回》诗——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作者牢固地保持着革命者的高风亮节，憧憬着美好理想；虽“万缘俱寂”，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却有永固的心性“绮思”绕着“云山”，依然深深眷恋着他热爱的人，向往着美丽的世界。

    丁玲说，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婚恋生活，尽管“是短暂的，但过去这火一般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浓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中的酬唱，怎么能从脑中划去呢？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的，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生，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147页）。

    丁玲的这一番话，今天读来仍然意味深长。

    瞿秋白与王剑虹、杨之华的信札，保留至今已逾九十年。编注者李晓云，在书前长序中说——

    奶奶杨之华非常珍视这些信件，将这些信连同瞿秋白写给她自己的信放在一起，悉心收藏。这批信件虽历经危难，还是得以保存至今。奶奶说：“我为什么把秋白与他已故爱人的书信也放在一起呢？……因为她是我爱人的爱人。”（《秋之白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23页）

    李晓云说，这些书信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奶奶杨之华生前并未同她讲过。1983年方行（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在解放战争期间把瞿秋白遗稿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发表《回忆杨大姐》文中提到杨之华“从苏联取回了秋白同志的遗札”（同上，第25页）。可以推断，杨之华在瞿秋白牺牲后，1935年再次赴苏时把这些书信带到那里，放在苏联友人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从苏联取回。

    取回的遗札，除少数几封在杨之华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绝大部分仍秘而未宣。《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问世，填补了瞿秋白人生重要节点的空白，对于瞿秋白研究无疑是重大贡献。书信的保存者杨之华、编注者瞿独伊、李晓云及其家人，在瞿秋白研究史上应有光荣的一席之地。我非常赞同本书序言最后的一句话——

    希望大家喜爱、珍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