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个人而言，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天职》中说的这句话，是郑戈终生服膺的座右铭，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学术翻译。

    1999年，博士毕业留校才一年的郑戈受商务印书馆邀约，接手霍姆斯《普通法》的翻译任务，得知这本书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计划，这位年轻的北大教师非常兴奋：“因为这套书不仅在我心目中、而且在我们一代人心目中都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如今，20年过去了，由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本书的翻译仍未完成。“但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完成”。电话那头，郑戈紧接着补上了这句。

    然而，郑戈和汉译名著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终止。2001年，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的他，收到商务副总编陈小文的电邮——商务再次向他发出邀约，翻译美国法学家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对郑戈而言，但凡商务有约，他是从不拒绝的。大学期间，他阅读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就是汉译系列中的《论法的精神》，此后，他对学术的兴趣、学术成长历程都与商务出版的译著、尤其是汉译系列密不可分。

    相比于充满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法律术语的《普通法》，《法律的道德性》的翻译相对比较容易。富勒是二战后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同时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因此整本书是以比较“接地气”的语言写成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郑戈还是遇到一些专有名词和术语不容易把握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moralityofaspiration和moralityofduty这一组在富勒思想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前者显然是指古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美德”，或可译作“追求卓越的道德”，后者是指人类和平共处必须遵循的“底线道德”。斟酌之下，郑戈遵循了张宏生、王哲、谷春德等参与编写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王哲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以及沈宗灵的《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已有的译法，即“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这也成了他此后一直遵循的翻译原则：已有约定俗成之译名的，循之；没有现成译名的，按照字面语义翻译。这与许多译者（尤其是年轻译者）喜欢另造让人“不明觉厉”的新词的做法不同。“他们这么做是希望通过一个词就表达出原作者希望表达的特定含义，而在我看来，这是做不到的。就拿这一组概念来说，它们所用的词在英文中都是普通的、一般的。单看这两个词，你并不能领会富勒想要表达的特定含义”。郑戈说，富勒是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逐步阐明它们的含义的。

    谈这些的时候，郑戈随口说起了最近看到的一本书《另外于是，或在超过其所是之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著）。他特地查了一下，原著为法文，书名是Autrementqu'être ouau-delàdel'essence。试想如果自己来翻译，他会译成《存在之外或超越本质》。存在和本质都是既定的哲学术语，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如果所有的“存在”都要改成“是”，按郑戈的说法，我们便会面对不知所云的《是与时间》《是与虚无》。

    郑戈列入汉译系列第三本是莱昂·狄骥的《公法的变迁》，其最早的中译本由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万有文库”推出，译者为留法学者徐砥平。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他找到当年的徐译本，发现不仅用语、文风不太容易为当代读者所接受，更主要的是，对照法文原著来看有大量错译和漏译。前一方面的例子有：Conseild'État被译作“平政院”，而现在则译为“最高行政法院”；tribunaldesconflits被括注为coursdeconflits，并被翻译为“抵触法院”，这完全无法表明该法院的性质，应当翻译成“管辖权裁定法院”或“权限裁定法院”。后一方面，郑戈举的例子是全书开篇第一段：Pourquoiétudierspéciale⁃mentlestransformations dudroitpublic?
 Le droit, comme toutesles chosessociales, n'estil pas enunétat 
perpétuel de transforma⁃tion? Touteétudescientifiquedudroit 
n'atelle pas nécessairement pour objetl'évolution 
desinstitutionsjuridiques?Etudierlestransformationsdudroitpublic,n'estce pasétudier 
tout simple⁃mentledroitpublic?徐砥平译为：“为什么特别研究公法的变迁？法律是否与其他社会事务一样继续不断的变迁？凡以科学方法研究法律，是否必以各种法律制度的演进为研究的目标？研究公法的变迁，是否仅以研究公法为止？”这句话的意思很不明确，令人费解，原因就在于对原文的理解有误。郑戈的译法是：“为什么要专门研究公法的变迁？法律不正是像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处在持续的变迁之中吗？整个法学研究不正是涉及到对法律制度演进的分析吗？对公法之变迁的研究，不就是公法研究本身吗？”原文全部是用反问，译文也应全用反问，方能凸显作者的意图。最后一句则属明显误译。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未参考徐先生的译本，只是在准备汉译名著版的时候才找到这个译本通读了一遍。”实际上，此次重译，他不仅是在已有别的译本情况下的重译，还是在已经有自己翻译的两个版本存在的意义上的重译。1990年代末，郑戈协助罗豪才教授编辑“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其中选了狄骥的好几本书。《公法的变迁》由郑戈翻译，与冷静教授（时为北大硕士研究生）翻译的《法律与国家》合为一书，1999年由辽海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中国法制出版社将《公法的变迁》与《法律与国家》拆开，在2010年出版了两本书的单行本。2013年，商务又单独出版了《公法的变迁》，并将其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准备商务版的过程中，他对此前的译稿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订正。

    “在徐砥平先生的年代，国内能够接触到法文原版的读者非常少，能够直接阅读原文的就更少了。因此，徐先生的贡献在于第一次通过翻译把这本书纳入中文学术传统。由于缺乏既定学术翻译传统的约束和原文读者的外部监督，这个译本只是译介大意，而不能说是逐字逐句的准确对译。”如今，能够接触和阅读原著的读者越来越多，公法研究的学者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对译者的要求当然也越来越高。

    学养之外，郑戈还强调了商务在助力形成学术翻译规范方面的关键作用。比如，在统一译名方面，商务先后出版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等工具书，为译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做出了贡献。这样的手册，他手上就有一套，时时翻阅。

    在学术评价体系日益不重视翻译作品的当下，从事学术翻译需要译者的信念和兴趣。对学术翻译，郑戈始终怀有韦伯所说的那种激情。学术翻译首先是一种精读，他会选择对自己学术研究有助益的经典著作翻译，最终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之中。“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其实是模仿。要做出好的研究，就要模仿自己研究领域中最优秀的作品。能够进入汉译名著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优秀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将学术翻译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长期从事学术翻译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也都有过从事学术翻译的经历。比如，托马斯·霍布斯的学术生涯始于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终于翻译荷马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在翻译荷马史诗期间，他已至耄耋之岁，并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双手颤抖，不能执笔，由秘书记录其口述译文。古典学虽是其学养所系，但他对古希腊思想却多有批评，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学教育中的古典学滋生了挑战现世权威的批判气质。霍布斯之翻译荷马，乃是以翻译手段拓展《利维坦》的政治哲学，他修改和增删了荷马的文本，钝化了其中的滔滔雄辩，强化了其中的审慎小心，使荷马读起来更像是一位忠臣，而不是吟咏的诗人。比如，霍布斯修改了《伊利亚德》中对“王中之王”阿伽门农不敬的段落，为保持文本内容的一致性，还增添了若干赞颂阿伽门农品德和功业的句子。就连阿基里斯都变得颇为温良恭顺。因此，他的翻译作品也是研究他的政治哲学的重要素材。而且，到1660年代，霍布斯的作品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他基本上无法出版任何原创作品。翻译《荷马史诗》成了他晚年学术生涯中唯一可做的事情。而这也给英文世界的读者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虽然不赞同霍布斯这种将自己的思想带入译作的“创造性翻译”，但郑戈非常欣赏他的这种将翻译和研究融为一体的态度，他在《利维坦》《论公民》和《比希莫斯》等经典著作信手拈来的许多例子，都来自他翻译的作品。“学术翻译必然是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对自己翻译的作品缺乏深入的理解，仅仅做语言上的转换工作，是绝不可能做出好的翻译的。”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