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山围》：边缘童年叙事

    中国儿童文学正进入迄今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迅猛发展的态势也掩盖了一些问题。多元的童年文化在全球化强势碾压下趋向同质化，传统的童年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下渐趋消弭等问题，致使儿童文学生态单一，缺乏深厚的文化支撑。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彭学军新作《鲤山围》为拓宽儿童文学创作路径提供了一种回答。

    《鲤山围》是发生在赣南客家围屋里的儿童故事。当描写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的童书出版火爆时，彭学军却躲开了城市的喧哗和热闹，一次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被遗忘的边地儿童。就像沈从文的“边城”，彭学军笔下的赣南既是一种地理上的边缘，深入内陆，远离经济发达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边缘，如客家的童年文化很难进入主流儿童文学创作——边缘叙事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创作取向。

    彭学军作品中的风俗世情既是小说的一个主角，又形塑着儿童的精神长相。彭学军用优美流畅的笔触摹写了儿童媛媛在客家文化氤氲下的成长。媛媛在围屋里出生长大，围屋寄托着她所有的喜怒哀乐。赣南围屋的建制最初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土匪，地点常选择在大山的褶皱里。媛媛和另一个在围屋长大的小满最喜欢的童年游戏就是从三楼的瞭望孔远眺。每个瞭望孔的间隔大概有六七米，相邻瞭望孔看到的风景不同但又有连贯性，就像看环幕电影。

    围屋集祠、家、堡于一体，既有坚固的防御性，又有聚族而居的亲和性。作者很巧妙地引入另一位来此地探亲的中学生刘思泉，借用外来闯入者的眼睛品味围屋独特的文化景观，同时也赋予媛媛和小满重新认识围屋的机会。思泉原计划在探亲期间创作一篇关于英国古堡的小说。当她徜徉在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围屋时，她决定把小说的发生地放在围屋。这是一次“有意味”的文化转向。在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喂养下的城市儿童在进行奇幻想象时总不自觉地借助西方元素，但围屋的奇特和神秘深深震撼了思泉，促使她从单纯的观光客转换为客家文化的书写者。然而，很多围屋因年久失修而朽败，住在围屋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是不愿离去的老人。小满家已经搬到镇上两年了，媛媛家只是因家贫无力在镇上建房子而住围屋。搬出去的子孙们计划把围屋精雕细刻的门窗和甜水井卖掉分钱。围屋的衰落在不可抗拒的城市化进程和消费主义大潮的裹挟下已经无法挽回。那么生活在围屋里的儿童何为？

    这是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许多畅销书作者更倾向于回避复杂残酷的现实，转而写偏于娱乐和轻喜剧的小说。在极少数触及边远地带农村儿童的作品中，作者们又常常流于对生活艰辛的表层刻画中，致使儿童生活内容只剩下艰难和辛酸，儿童也只有懂事和坚强。彭学军显然超越了这种僵化模式，表现出更高层级的追求。

    因而《鲤山围》里的儿童形象真实丰满，儿童没有那种超出年龄的成熟。这群客家小孩的生活不只有眼泪和磨难，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他们有共啃一张烫皮的快乐、爬到围屋三楼“看电影”的快乐、滑雪时近似飞翔的快乐、听太爷爷讲围屋历史的快乐、给思泉送行时办“众茶”的快乐。这些点点滴滴的快乐虽然琐碎日常，但却以童年特有的真诚和乐观穿透了现实的沉重。思泉正是以创作者的敏锐意识到围屋作为客家文化传统的象征，本身就有灵性，除了千年乌龟对下水道的疏通外，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神奇故事。客家奇特的风俗、食物和建筑等，共同汇聚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当时间流逝，我们拥有的东西逐渐衰败、终于消失，如何面对从拥有到虚无的现实？就像生命来了又去了一样，我们与人、与物、与自然相处的过程就编织成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当围屋不再辉煌、终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中时，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围屋的温暖故事——《鲤山围》。这种温情足以穿透旷古的乡愁、现实的沉重。这或许是儿童文学对现实的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