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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是搞洋的，学油画出身，1952年毕业，当时全班20多个人，我绝对是头一名。我也没想到，很多事都是糊里糊涂的就这样了，成绩还可以，跟着徐悲鸿学了一点写实的能力，就这样毕业了干活了，挺着腰杆挺能的。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那是个洋学堂，我成立了一个土掉渣的民间美术系，很多人都反对，也不理解，可是我理直气壮，我感觉到中国的美术学院有了西方的体系也有了中国文人画的体系，如果加上一个民间美术的体系就全了，所以我感觉到应该成立，所以就大喊大叫，最后很勉强同意了，成立了之后我担任系主任。我感到中国的民间美术无比丰富，历史悠久，但是马上随着社会的转型就要消失了，怎么办呢？我感觉要考察，所以我就选择了黄河流域，没有选择长江，因为长江太复杂，文化的层面太多。黄河流域是很典型的中原文化，14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所以中国的文化都进来了，变成中原文化，我感觉走黄河走对了。如果走长江，会崴泥的，长江太丰富了，多少少数民族啊，闹不清的，尤其楚文化。
黄河流域一共8个省，我也就是蜻蜓点水式的走，钱不够，我还得化缘，所以很困难，弄了点钱，人家限制我们一次最多8个人，我还得请一个人给我录像拍照。这些都要花钱，再加上我们的教授和学生跟着我一块走，结束以后要去报销，钱怎么花的。那是1985至1987年的时候，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黄土高原上的代步工具只能是雇一个摩托三轮。走的这一路很兴奋也很悲伤、很失望，眼看着有些东西渐渐灭绝，民艺传承人去世的现象也大量存在。
我们带了很多的介绍信，文化部的介绍信、中央美院的介绍信、我系里的介绍信，等于敲门砖，希望人家能理解，但是往往是这样的，找不着，找着的话人家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们是干嘛的，人家说我们那有个什么好，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就赶紧雇车去了，辛辛苦苦的在黄土高原走，我们下车就像出土文物一样都是土。结果人家说你们来晚了，前两个月刚死，那他留下来那些东西呢？都一把火烧了。你说这怎么办？没有办法。人死艺亡的现象太普遍了。所以中国民间的艺术家不知道死了多少民间齐白石，但是咱们没有发现。
中国的妇女拿一把剪子在纸上剪，可以说都会，但是真正剪得好的很少，就像画画一样，会画画的人太多了，齐白石简直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几十年挑一几百年挑一的。《黄河十四走》里我选的那几个是最好的，太厉害了，苏兰花、库淑兰、张树梅，精彩极了。这些人是民间的齐白石，民间的徐悲鸿，民间的梅兰芳。剪纸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风格，陕北的有陕北的味道，山东的有山东的味道，山东真是厉害，妇女手巧的可以剪得那么细，但是很大方。陕北剪得那么粗犷，但是不俗、很高级。所以风格不一样，在平民艺术的领域我们发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很感动，现在恐怕大部分都去世了。
库淑兰，我说那是我的一号种子，最精彩。当时她五六十岁，剪得精彩至极，我的文章里说了，她在家里是光着身子，听说来人了先找了个破衣服披上了，我进去一看像殿堂一样，贴满了她剪的窗花，太阳、月亮、剪画娘子，我问这是谁，她说：“我。”（陕西话）太感动了。我想我也是艺术家，我是城里的艺术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她是一个老百姓，她也应该是艺术家，可是她的地位她的处境和我却有天地之差，这不公平。学习民间并不是学习怎么剪怎么绣，是要学习民间艺术怎么来的，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1956年我第一次到陕北去，我是去画画的，我是去收集题材的，我是抱着任务画画去的，民间艺术当时多极了，我视而不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搞民间艺术。我记得那些妇女一个个就像舞台上一样，一个个都像郭兰英，梳那个辫子，小孩身上戴的各种东西，肯定都是民间艺术，我视而不见，因为我不研究这个玩意儿，我那时候一脑袋都是找漂亮人画人。后来十几年后再去看的时候都变了，也穿牛仔裤了，也穿高跟鞋了，头发也变了，变得和城里头人一样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呢？谁都不能埋怨，这是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想当年你让人家改俗，人家跑到深山老林里宁可死也要穿自己的衣服，现在用不着，他自己都把这些东西卖了，自己换了高跟鞋，自己换了牛仔裤。今天大家伙来听我们白话“黄河十四走”，也就是三十年前的事，现在再走的话恐怕走不出这么多东西了，有的变成了大路货，变成了旅游产品，没有办法，谁也不能阻止。
社会发展了，这叫进步，民间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你还让人家剪纸贴窗花，窗户都变成大玻璃了怎么贴啊，你还让人吃面花，现在有生日蛋糕还要唱英文歌，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这些人能找回来一点就保存下来在展览上出现，不可能在生活里出现了，再出现一个苏兰花是不可能的。可贵的一点是我们抢救出来的成果在书里、在展览上出现让大家都看到了，这是我们的工作。
刚才说苏兰花，苏兰花的剪纸太厉害了，绝对是我们这些人达不到的，她剪的空城计，她剪的现代汽车，你想都想不到她能剪得想象力那么强，你问她是怎么个想象力，她说不出个道道来，这是我剪的，我的任务就是这样。只能是我们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来看、来研究、来学习。真正的民间艺术是和商业没有关系的，妈妈充满了感情给自己的孩子绣一个东西，那不是要钱的，完全是保佑自己的儿女，那是母爱，能说值多少钱吗？不能。现在的旅游是商业，是为了赚钱，出不了艺术。
杨阳（杨先让女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当时我的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我在写本科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他们走（黄河）了。陕西一带的剪纸内涵这是我的本科论文，当时发在学校的一个小刊物上，做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当时我听到他们要走黄河的计划，我跟学校说过，我说我想跟第一走，我们学校的院长常（沙娜）先生说你不能去，你刚留校，你一定要把心思放在教学上，你如果刚一留校就跟着外出不好。这本书的前几次我都没有参加，真是我很大的遗憾。后面这几次我就开始加入进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青海那一走，车像在海里走，特别美。到青海西宁那站，我和父亲两个在一个房间住，他一夜没睡好，现在想起来是高原反应。跟他们走的时候的确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对当时的队员来讲都不算事，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不行，都一直在坚持，都是兴奋的。
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民间艺术的东西，我的教学生涯中在课堂上讲的都是民间的文化和民族的文化。我的学生这一辈都接受了，也都喜欢，他们又把他们的学生带起来，这是文脉的传承，是我特别欣慰的。
现场听众：
对于杨先让先生的《黄河十四走》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首先我觉得它是开创性的，我把它理解成两个东西，一个是从民间走向殿堂的过程，由于有了这个理论，从西方留学的背景来讲它给了我们很多钥匙，就是方法论，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刚才老先生说起作用了，为什么它起作用了，就是因为这个方法让很多人尤其是理论界得到认知。
我从建筑学跳到城市规划专业，城市规划是更大层面上回应标准化、工业化、体系化、方法论的过程，我在麻省理工做的很多工作是与这个有关的，我深深的知道这里头由于有了这样的方法论，你去回应真正能够帮助你找到灵魂的东西的时候就获得了方法。我是很乐观的，因为有了这样开创性的方法之后，会有一批人沿着这个道路进行深入的开拓，它就不是零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穿针引线的过程。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讲，它更重要，我觉得有三种深层的历史力量在发生互动，给了这样的历史地位和机会，第一是我们的乡土，说得大一点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在一个历史阶段是收缩的文明，怎么回应强势的文明。杨先让先生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还看到了另外两种力量的互动，深层的工业力量和乡土的原生态的力量的互动，我在麻省理工读书的时候看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力量加入，人工智能和人类文明的深层互动，为什么说它现在更有价值了，你不找到自己的灵魂，整个人类都找不到自己，怎么回应越来越powerful的机器理性的钥匙？杨老师给我们开了一个门，我认为这是他的历史地位。他跳出中国，跳出艺术圈，站到人类文明回应机器理性的过程，他依旧有他的历史地位。
（《黄河十四走》1993年由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2018年广西师大社推出该书首部简体版，其中还特别增加了十余篇杨先让撰文的“《黄河十四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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