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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
2019年10月14日晚，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五位获奖作家站到了国家博物馆的颁奖台上。
我们发现，自2007年至2019年，12年了，连续三届茅盾文学奖，无一女作家获奖。此前，第一届、第四届也均为男作家包揽。
女作家写不了重大题材吗？
中国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历届茅奖似乎对“重大题材”格外倚重，也以此形成部分茅奖获奖作品的“厚重感”。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觉得，这种厚重感中，社会性和历史性内容往往不可或缺，人的命运感不可或缺，如《你在高原》所表现出的。这也要求作者对社会和历史，对人的命运有较深切的体验。中国的青年作家许多善写都市，这一点老作家往往不如。今天的小说读者主要是青年，所以青年作家的作品销量较大。但纯都市题材为什么不容易获得“厚重感”呢？因为都市太复杂，不容易看透，也就不容易写出重量。都市的背景和根是乡村，一个有出息的中国作家，一定要了解整个中国，才能成为大作家。都市题材也能出大作品，在以后的茅奖中一定会占据重要位置。
“中国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很发达，其中女作家的势力占据半边天不止，因为中短篇小说上更容易发挥女作家感性和感觉好的优势。或许，许多女作家对社会和历史不及男作家那么关注，理性也不及男作家那么强，所以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不占优势。”胡平分析说，这只是一般而言，不是也有凌力、王安忆、霍达、张洁、王旭峰、迟子建等人获茅奖吗？
评论家朱向前曾参与第八届茅奖评选，他非常看好女作家方方，认为《水在时间之上》的可读性强，有一定的厚重感，有大作品的品相，还领跑了81部备选作品篇目。在他的印象中，评选过程中评委觉得累，作品多是一方面，和可读性强的作品少也有关系。近些年，女作家的创作实力很强，尤其是中篇写作中非常活跃，像迟子建，每次评奖几乎是避不开的。这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这次的评奖完全集中到文学性上。
女作家写不了长篇吗？
每一个文体都能写好的人并不多，总体上，相对于不同题材的作品，中短篇创作上女作家更强一些，长篇小说创作需要有庞大体量，是智力活同时又是体力活，既需要有很多积累，又要有宏观的、繁复的问题考虑。曾担任过第三届和第四届茅奖评委的作家袁鹰也关注茅奖评选，他很体谅女作家创作长篇的辛苦。他认为长篇小说在读者中的生命力影响力两三年是不够的，长篇小说本身创作的时间长，在读者中的影响需要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种统计学的方法可以看出茅奖在性别上的问题，但这是统计学的方法并不是文学评价的方法。男女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女性性别面临的问题更重，或者说，女性性别问题与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具有优先性。“从2000至2010十年左右的时间，只有三位女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评任何奖项还是看成就，评奖不是扶贫，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在第八届茅奖中也有人提出是否要考虑地区问题以及男女平衡的问题，但最后坚持的还是文学标准。文学评奖有各自标准和尺度，茅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谁符合了评选标准，谁的作品文学性高，谁就会获奖。无论是描写农村生活经验还是城市或部队生活，女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把握毫不逊色，而且历届评奖中唯一两次获得茅奖的作家就是女作家张洁。”
作为茅盾文学奖的女性评委，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本身在阅读和评审作品时并没有特别注意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因为每一个评委都清楚我们评茅奖的任务，就是评选出这四年以来的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既不去特别区分作家是男是女，也不考虑这个作家的身份和职务。大家共同遵守一个标准，就是平中选好，好中选优，优中选最优。”在这个意义上说，评委们都是只评作品不论人。
她认为，茅奖评选至今已经进行了十届，从未出现过对女作家轻视或者有意遮蔽的问题。且不说在历届获奖作家中，张洁（第二届、第六届茅奖）、凌力（第三届茅奖）奖、霍达（第三届茅奖）、王安忆(第五届茅奖)、宗璞(第六届茅奖)、迟子建(第七届茅奖)都是女作家，就说茅奖开评以来荣获过两次大奖的只有一位作家，就是女作家张洁。所以，茅奖获得者中没有女作家，绝对没有轻视或者有意遮蔽的问题。女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创作实力是不可小觑的。第八届、第九届茅奖评选中都有很优秀的女作家作品进入前20和前10，今年参评第十届茅奖的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和范小青的《灭籍记》就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寻找张展》以一种嵌套式的叙事结构，从一个作家母亲替儿子寻找其同学张展的故事切入，串联起了同学寻找同学、母亲寻找儿子、儿子寻找父亲等多条叙事线索，描写解剖了教育体制、家庭结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人与人的隔膜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深刻揭示了当下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深藏的问题以及人心深处的孤独暗影，并通过张展由反叛父母到回老家寻找生命根性，由随意漂泊到为医院里的危重病人义务服务的不断成长和“我”在寻找张展过程中的不断反思，敞开了“自我救赎”的多重蕴含，将寻找一个人的具体行为提升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灭籍记》将一个剖析质疑人之存在及其身份焦虑的哲学命题，藏匿在苏州城老街老屋内几户人家悲欢离合的俗常故事讲述中，通过一种充满不确定性谜团的情节缠绕，不断建制或曲径通幽处峰回路转、或柳暗花明时别有洞天的叙事拐点，埋设下层层悬念，在看似谐谑的叙事表象下，主题意蕴既有历史的反思又有现实的指涉，既有社会问题的思辨又有人性病弱的拷问，同时还兼具令人警醒的哲学深度，现实的质感与先锋的质地杂糅一体，引领读者步步入胜。语言风格也由以往从容平和细腻的苏地吴侬软语，一变而为具有荒诞意味的幽默冷峻犀利。但在别具一格叙事策略背后清晰可感的，依然是作者对于整个时代的密切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温煦悲悯。虽然这两部作品最终并未获奖，但我非常看好这两位女作家的未来创作。
女作家被有意低估了吗？
每个时代产生的获奖作品是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的。作为第八届茅奖评委，施战军注意到，由于采取了大评委制，且来自高校的专家比例较多，使得这届茅奖的作品评选标杆抬高，具有经典性审美取向的转变，最后究竟有多少能进入文学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很难确定。最终的获奖作品在文学史经典性的考量占了主导地位，所有的作品还是放在文学与人性的深度上来考虑。“这一届的评选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标志，起码评出来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在未来文学史中不容易被忽视的。”
中国女作家人数比男作家少，但创作实力，并不必男作家差。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女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绩，无疑被低估了。宗璞、杨绛、张洁、王安忆、凌力、方方、范小青、潘婧、叶广芩、彭小莲等人都写过很有特色、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作品。从整体风格来看，女性作家的写作较为内倾，更多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显得更为细腻和精微，更有丰富的情感内容。从史诗性的开阔和气势来看，当代女性作家的长篇小说写作，肯定是薄弱的，问题是，那些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就显得更厚重、更有力量吗？不少获“茅奖”男性作家的作品，不是也显得纤巧有余而分量太轻吗？“在我看来，（那些男作家的作品）实在比女作家的作品好不了多少。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女性作家的创作，公平地给予她们应得的鼓励和奖赏。”
不见半边天，只有“男霸天”
2011年8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前10名按得票多少公布，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关仁山的《麦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郭文斌的《农历》、刘庆邦的《遍地月光》、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最终张炜等五名男作家获奖。
2015年8月，按出版时间为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10名公布，分别是李佩甫的《生命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林白的《北去来辞》、金宇澄的《繁花》、王蒙的《这边风景》、苏童的《黄雀记》、红柯的《喀拉布风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稳的《吾血吾土》、阎真的《活着之上》。又是李佩甫等五名男作家获奖。
2019年8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公布，葛亮的《北鸢》、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梁晓声的《人世间》、陈彦的《主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刘亮程的《捎话》、李洱的《应物兄》、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叶舟的《敦煌本纪》名列其中。还是梁晓声等五名男作家胜出。
再看看同期的国际文学奖。自2007年起至2019年的1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女作家有5位，比例超过4成；同为作品奖的布克奖，女作家则有7人次获奖，比例高达50%（参见附表）。
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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