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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资深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姜德明先生是巴金先生的书友，两人书信往来谈的都是书的话题。今年，在巴金诞辰115周年之际，年届九旬高龄的姜先生谈起与巴金的交往与友情缓缓道来，饱含深情。
1963年的夏天，巴金刚从越南访问回国，住在北京新侨饭店接待北京友人来访。在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九点半后《人民日报》社姜德明来，谈到十点半。”这是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姜德明与巴金一见面，觉得巴金不是想象中那样，似乎更年轻些，也略胖些。一坐下巴金就谈书，说这次访问越南有不少观感，已写了一部分，回来后还要继续写，争取出个集子（第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巴金还谈到30年代他与茅盾曾合编过抗战杂志《呐喊》《烽火》，至今印象深刻，可惜时间长了，一本都没保存下来。姜德明说，《烽火》先在上海出版，后来上海沦陷，转到广州出了，自己手头的几册旧刊是上海时期出的。巴金又谈到，有人曾跟他说，藏有广州时期的《烽火》，愿意出让，巴金没有接受。对方要价很高，巴金不会去满足这种私欲。虽说放弃了这个机会，却不感到可惜。
尽管这是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却谈得十分投缘。因为他们已有较多联系，尤其是关于书的交往。
1951年，姜德明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在《人民日报》副刊部任编辑。当时，编辑分头联系作者，联系巴金的是老编辑夏景凡。夏景凡上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商务日报》记者时就与巴金相识。后来，夏景凡调往《新疆日报》，报社与巴金的联系就由姜德明接替。京沪两地相隔，当时的联系主要是靠书信和电话。
那年，由《人民日报》国际部主办，姜德明选编了一本国际题材散文集《赤道雪》，征得巴金同意，收录了巴金访问日本的散文《倾吐不尽的感情》。书出版后，姜德明给巴金寄上样书，巴金回寄姜德明一册以此文为书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这是姜德明收到的巴金第一本赠书。
所以说，有了之前那么多书事铺垫，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是一见如故。
姜德明与巴金的再次见面已是1978年春天了。巴金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结束后，巴金在虎坊路的前门饭店多住几日，想借此时机与大家见面聊天。这第二次见面，巴金已是白发满头，明显消瘦了。见巴金的眼睛有血丝，姜德明关切地询问，巴金说，有点充血不要紧。显然是连续开会，以及接待来访的人，过度劳累了。
当年有个说法，说是巴金发表了《雷雨》，第一个发现曹禺这个文学人才。姜德明就此问问当事人，巴金说，不能这么讲，是靳以第一个看了剧本，也想发表，怕两人太熟会掺进感情成份，就让巴金帮着看看，巴金看后也觉得不错。这样，《雷雨》就首刊于《文学季刊》上了。巴金客观地澄清了外界的传说，也为文学史料研究提供一个真实的依据。当年郑振铎和靳以主编《文学季刊》，巴金常住那里，帮着看稿是家常便饭，可以见证巴金和靳以的深厚友谊。之前，他们合编过《文丛》，之后靳以回到上海和巴金主编《文季月刊》，50年代又一起创办《收获》。
那天以后，姜德明与巴金的交往就很多了，一直延续到1996年，那时巴金已长住医院了。之前无论是巴金到北京开会，还是姜德明到上海出差，甚至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华东医院的病榻旁，两人总不忘见面聊天，聊的内容无外乎书人书事。
我每次到北京去看望姜德明先生，总要听他讲讲当年淘书的经历，谈话中他也不忘讲一些与巴金的书事交往。
姜德明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1980年夏天，巴金刚从瑞典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到北京，姜德明去国务院招待所看望巴金。姜德明说感谢巴老给他寄赠香港版《随想录》，并称赞这套精装的小册子印得又快又好，不知内地版何时才能印出。巴金说，现在我们书的装帧水平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距离，速度慢。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半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有的书稿是靳以交给他看的，而大部分稿子在出版前巴金都看过，还兼做校对。
姜德明谈到海外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巴金说他看到了，里面“小说二集”的编者序言中对他《灭亡》的人物分析不准确。他想有机会写文章澄清一下，并说过去对自己的作品只有检讨的份，现在可以申辩一下了。说到小说，姜德明说，过去开明书店印过巴金的几种书，开本都很小。巴金说，那都是钱君匋设计的袖珍本。
姜德明每次到上海总会抽时间去看望巴金，有时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些还不止一次。每次见面，巴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这次来上海，去过旧书店了吗？姜德明说去过了，在淮海中路旧书店还碰到了施蛰存先生，施看到姜挑选的书中有戴望舒的译著，要求转让于他，姜当即照办，他知道施与戴是老朋友。
巴金是藏书家，年轻时就喜欢去旧书店淘书，经常在书店与辛笛、吴钧陶等不期而遇。可他谦虚至极，笔下很少写这些内容，姜德明问及淘书之事，才引发他的一些回忆，已是很难得了。
最后一次见巴金，是在1996年10月的西子湖畔。姜德明谈及他为北京出版社主编的一套“现代书话丛书”，其中有李济生编选的《巴金书话》。巴金对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很满意，肯定了姜德明的编书功劳。
除了见面，再就是鸿雁往返了。从1977年到1992年间，巴金一共与姜德明通过37封书信。信大都不长，但几乎每封信都有谈书的内容。正是这些珍贵的书信，传递了巴金对书友的一种爱护、关心和帮助，一种深深的、绵延不断的情谊。
1977年9月24日巴金给姜德明的信中，第一句就写道：“信收到。谢谢你寄来的几本资料。”姜德明回忆说，当初报社编印过一些内部资料，如鲁迅的书信集、杂文集，还有揭批“四人帮”的漫画集等。第二年，巴金在信中对姜德明说：“《处女地》后记你们想发表，我无意见。近几个月来事情多，生活忙乱，想写文章，却无法动笔，现在要紧的事是把赫尔岑著作的第二部改好交出去；还有一本《父与子》也要在五月中改好完稿。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幸好感情未变，因此还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你们印的《古诗文成语典故选》如有存书，我想讨两册。”同年，巴金在信中回忆了他主编“文学丛刊”的经历。他写道：“你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刊的封面的事，分别答复如下：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其实所谓设计也很简单。我们有两本苏联早期和旧俄书籍装帧设计的书，书上有不少封面设计图样。《少读丛刊》的图样就是从那书上挑选的。我编的两本丛刊的封面图样也是从那上面挑出来制版的。《烽火》小丛书是我设计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上用过的图。听说明年要开书籍装帧展览会，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的作用。”
巴金谈书，不但谈书的写作和出版，也谈书的设计和装帧。而更多的，是关心友人的爱书之需。在1979年底的一封信中，巴金写道：“《海的梦》我这里有，等到《随想录》或《爝火集》出版后一块儿寄给您。听说您是一个藏书家，我很高兴。您需要什么书，不妨告诉我，我可以寄给您。我三十年散文选集，是女儿替我编选的。”
巴金到了晚年，在身体越来越差、字越写越小的情况下，仍不忘在信中与姜德明谈书，也不忘给爱书的友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在1992年3月14日的最后一封来信中，巴金在结尾中写道：“我的书你还缺什么？我希望一两年内能为您的藏书尽一点力，给您的收藏补充一些什么。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并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一件一件事情。”
姜德明在此信的注释中言：“巴老所以提出这件事，可能由于我在一封信中，提及春节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偶然买到几本旧书，有鲁迅先生编的《戈里基文录》，初版毛边本。还有一本解放初期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著《回忆契诃夫》。后者是巴金译的。巴老的一片美意，我永远记着。”
姜德明不仅在书信和交谈中与巴金结下真挚的友情。他在不少书话文章中，都写到与巴金著作相关的史料和轶闻。如写巴金的著译《夜未央》《萧萧》《感想》等。1999年1月，时在文汇出版社任职的陆灏把姜德明关于巴金的文章及巴金写给姜德明的37封书信编为《与巴金闲谈》一书，列入“阁楼文丛”出版。姜德明在此书的扉页赠言中写道：“巴金热爱生活，喜欢朋友，待人真诚。我永远忘不了他那高尚的人格。”之后，此书多次再版再印，今年一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新的增订版，姜德明写了简短的《增订版附记》，最后写道：“巴老远去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姜德明与巴金开始相识交往，到90年代中期，巴金因病无法与人交流为止。这几十年中，姜德明与巴金之间，总是以书为沟通的桥梁，以书为友谊的纽带。书是他与巴金先生的友谊见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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