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敦煌学界与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渐次出版,从《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几乎所有拥有数百卷敦煌写卷的单位,基本上都有大型图录的出版,为敦煌学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是中国文化积累的丰硕成果。
今天,我们又高兴地看到,收藏丰富的首都博物馆,也以精美的彩色图版形式,刊出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其中有梁玉书(素文)、张广建、朱孝臧(祖谋、彊村)、陈誾(季侃)、龚心钊(龚钊,字怀希)、顾二郎(顾鳌,字巨六)、周肇祥、陈垣、黄锡蕃……等人的旧藏珍本,也有馆方历年来陆续收藏的长卷写经。
在首都博物馆从国子监搬家到复兴门外大街新址之前,应叶渡先生的邀请,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与我先后几次赴该馆,系统披阅所有敦煌文献,做鉴定与定名工作。我的学生余欣也随同工作,并执笔撰写了《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分两次刊布于《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8、21辑(2004年、2007年),后收入余欣论文集《博望鸣沙》(2012年)。
现在,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推动下,首都博物馆与北京燕山出版社合作,用八开全彩,影印全部文献。这其中有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写卷,如《八菩萨四弘誓咒经》,隋唐经录《历代三宝记》《众经目录》等均有著录,然世无传本,已刊敦煌文献中亦未之见,首博有卷四写本,是为已佚密教经典,诚可宝也。又如《八大人觉经》,也未见于其他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之中,经文虽短,但也值得珍视。非正规佛教文献,则有归义军时期抄本《佛说八相如来成道经讲经文》,文字颇长,为敦煌讲经文变文研究,添加一难得的新材料。即便是首博收藏卷轴主体的普通佛典,作为敦煌藏经洞佛典或供养具的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全面观察藏经洞文献之构成(余以为是源自三界寺的经藏),无论何经,只要是藏经洞出土物,就都有学术价值。有些佛典的跋语,透露出几丝重要的史实,如《佛说药师经》跋文提到“壬辰岁(932年)七月七日,清信弟子张顺盈因为奉使于阗大国”,为公元十世纪敦煌与于阗关系史再添一笔。又如《佛说无常经》有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十日“奉宣往西天取经僧”永进写经题记,这应当是宋朝初年西行求法运动的真实写照,再次说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前仆后继,没有停下脚步。最后是那些十分难得的名家题跋,保存许多敦煌文献流转的资料,以及早期敦煌写本研究素材。
首都博物馆虽然不能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相比,但其藏品的出版,名副其实地成为敦煌收藏的一方诸侯。我较早接触首博这批收藏,未遑深入探研。今受命做序,于其内涵价值略加阐发,而更有待博雅君子就此新见秘籍发表宏论,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