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读龚自珍《己亥杂诗》

    己亥伏天，烈日炎炎似火烧。一做编辑的老同学突发微信，要我给余世存新书《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写篇书评，我当即回复：“大师的书，让我写书评，一有压力，二不能添彩，还是找大家吧。”这位编辑同学坚称“任务”云云，意思必须写。这算是哪门子任务？不过，我考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原因有二：

    其一，余世存是我的北京大学同寝室同学，毕业三十年来也就在同学会上见过两三次，借此写篇短文算是隔空笔谈叙旧，续貂是谈不上的；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龚自珍是我年轻时期就非常敬佩的一位思想家和大诗人，为这位杭州乡贤做宣传，我自当责无旁贷。

    为此，我顶着肆虐无度的骄阳，再次去了趟位于杭州上城区马坡巷16号的龚自珍纪念馆，期望与龚自珍半身雕像那且怒且悲悯的目光对视中，读懂龚先生视网膜后面的讯息。

    世人知道龚自珍，多半因为他的两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1839年（己亥年）四月二十三日辞官仓皇离京，七月初九回到故乡杭州；九月十五又北上接回家眷，在腊月二十六到昆山别墅羽琌山馆安家。两次往返途中，见物睹事，百感交集，涉及同年、同乡、同僚、挚友、前辈、亲人、乡贤、红颜知己、僧侣、保姆、弃妇、路人，包括山川景物、鸦片、银元、银票、赋税、治水、民生、佛学、观潮、花木宠物、历史人物评价等，写诗共315篇，忧国伤时，内容驳杂，故称《已亥杂诗》。该诗集虽名气响亮，由于篇幅庞大，用典偏僻艰涩，内容含蓄曲折，所以通读的人并不很多，也就止步于三五首，这也为余世存君读《己亥杂诗》提供了文学空间。

    龚自珍是那个时代的标杆。他适逢其时，死得其所。《己亥杂诗》写于1839年，他暴死于1841年，其间1840年正是史家厘定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水岭，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国家独立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面对危机和变局，他思维锐敏，敢为天下先，成为最早一批思想启蒙家中的佼佼者。

    《己亥杂诗》抨击时弊，抗御外侮，倡言改革，反映诗人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和爱国情怀，启迪了康、梁、胡、鲁等人，“龚自珍是康梁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家。人们把龚自珍比作中国的‘但丁’，恩格斯笔下的但丁确实可移用于龚自珍，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龚自珍是一位预言家。他对自己的预言能力相当自信，“诗谶吾生信有之，预怜夜雨闭门时”（其二三二）。他写《己亥杂诗》时才四十八岁，正值壮年，却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离世，《己亥杂诗》就是他的自传。回顾自己家学渊源，世代为官，外祖父是著《说文解字注》的大学者段玉裁，父亲是段玉裁的弟子和女婿，自己少年成名，二十岁就编有诗词集。但仕途坎坷，六次才考上进士，只做过一些卑微小官，抱负难以施展。

    龚自珍“一生露才扬己，率性而为”，年轻时就“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其诗文多“伤时之语，骂坐之言”。外祖父段玉裁、前辈名士王芑孙都曾提醒他，但龚自珍不为所动。可以说他是大清朝有名的愤青。他做官期间对业务颇为自负，锋芒毕现，又越权上书议论西北边疆地理之事，这都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加之又爆出所谓的“丁香花案”，被排挤、斥责、停薪、辞官，也就不可避免了。

    “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其一）龚自珍离开北京，雇了两辆车，自己乘坐一辆，用另一辆装他的所有著作文稿。他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准备南渡回家。是到了给自己几十年心血作品定稿和编年的时候了。正如余世存君所言：“他的《己亥杂诗》既是自传，是他的‘神曲’、天堂和地狱，又是传统中国的人格美学、生活美学的示范，全面反映了传统中国个体生命的大视野、大情怀。”

    龚自珍非常敬仰屈原先生，在《己亥杂诗》中多处引用《离骚》典故，可以说龚自珍就是老大帝国末世的屈原，《己亥杂诗》就是龚自珍的《离骚》。

    龚自珍少年成名通经致用的理想与官场倾轧不为重用的现实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他极其自尊的心灵。他将外公玉裁老人“勿为名士”的劝告、前辈王芑孙先生“勿做高谈之士”的劝告抛诸脑后，摒弃了儒家诗教的平和静穆，屡发“狂言”，“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其一三〇），为此一生走了很多弯路。《己亥杂诗》正是龚自珍被迫逃离伤心之地京城，回归故乡和精神家园，一路发泄的牢骚和悲愤。

    如果说龚自珍是一位奇人，那么《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就是一部奇书。该书以《己亥杂诗》315首为经，以白话对译为纬，采撷百家，信手拈来，各种典故辞章轶事汇于一炉（比如其一五七首“雅贼”）。按照语文老师的标准，信则信也，雅亦雅矣，达却稍欠，有些诗句解释甚而不通、不透，或流于字面解读，或因受文白对译所拘，语句不够流畅，略显生硬，难称圆润，远不及作者在序言和后记里展现的辞达意丰，艺笔通神，气定神闲。

    然则这样一部译本不像译本，注本不像注本，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的文本，奇就在此。读书门径在哪儿？《己亥杂诗》是龚自珍的自传，龚自珍在序诗部分多处用第二人称，“先生续集再编年”（其一），“先生宦后雄谈减”（其七），此为“问心之法”，肉体之龚拷问灵魂之龚也。

    《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是余世存的自传，余世存采用第一人称对译龚诗，此为“传心之法”，以已之心传达龚之心，心心相印，龚即余，余即龚，不达即为达，借龚之诗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也。谓予不信，且看几例：

    除了少数人，世道多急功近利，人人的眼皮子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谁肯栽培一棵参天大树呢？很少有人作长期的积累，很少有人沉静下来，人们为生活、流行捆绑住了，或者说，人们为生活、流行推着走了。很少有人从容地做工夫，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二四：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

    记得太史公曾写到某人少年时即椎埋为害，作奸犯科。这类流氓之徒一直层出不穷，但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见不得光，如今他们似乎俨然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因为他们混入了官府，为吏为卒。（其二五：椎埋三辅饱于鹰、半与城门充校尉。）

    写文章本来就应该要有波澜浩荡。佛家说得好：“欲使鱼龙知性命，何妨平地起波澜。”像鄱阳的大学者马端临先生写的《文献通考》，像在夹漈山读书的郑樵先生写的《通志》，都是学问著作。我的文字跟他们的不同，我是要呼应社会的变革发展的。虽然我的有关时代的大文章没多少人应和，但我相信，五十年内，我的话一定会得到应验。虽然在天地四方的苍茫六合之内，我不过是一个书生气重的小官，我无权无势施行我的主张，但大势所趋，将来还是要实现我的预言的。（其七六：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尽管我们经受各种劫难，仍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自觉，这一自觉最重要的是，如何报答自觉施予我们身心的恩惠。你也可以把报答自觉的恩惠当作报答佛的恩惠。对我来说，书生在世，当献文字。尽管文字也不过是微尘一样，但我那无量数的文字就是报恩的入门手段。（其八一：历刦如何报佛恩？尘尘文字以为门。）

    在繁华的市井和破败的乡村，我还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乡村已经很少看到有斯文气的年轻人了，在渡口、闹市反而经常看到白面书生们问路。偶尔听到他们相互之间以及跟别人的交谈，他们多半是吹嘘自己最近认识了哪个大老板、哪个大官；也听到他们的感叹，这个时代不靠官家不傍大款活不下去啊；还有人得意，士子与商家、官家，本来就是多位一体。（其八四：白面儒冠已问津，生涯只羡五侯宾。）

    至于我，一生的学问事业倒是没有人能够怀疑损害的，就是我只以文字来开风气，我不招学生，不为人师。（其一〇四：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是的，我年轻时候，也曾经雄心万丈，我想到过要参与社会变革，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像古人那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今南归，只有空空的行囊。我弃官归隐，这个世界有人知道我的倦意吗？有人怜惜我旁观袖手的心地吗？但我那时尚能为社会不公和民生苦难叹息哭泣，今天我明白自己的无能为力，为世界的苦难流泪大概只是无关紧要的闲情闲泪了。我仍难过于世道人心的沉沦，但那又如何？哎，明白自己的能耐，反而让自己的情怀更加落实。就像那些有缘相逢的美丽女人给了我们当是时的安慰，这一个人，那一个人，跟我们绝非白白地擦肩而过，我们都须珍惜珍重彼此的遇合。所以，我渡江而去时，会把忧国忧民的伤感放到一边，只为跟那个蛾眉女郎分手而幽怨不已。（其一〇七：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

    把前辈们的遗闻轶事收集起来，使其归为思潮学术的一个流派，有益于世道人心。人生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这些历史财富，而收拾保存传承这些财富，百年之下，恐怕还是要靠我这个小门生。（其一一五：收拾遗闻归一派，百年终恃小门生。）

    我过去十几年生活在被称为“首善之区”的京城，但在家乡人眼里，生活在京师首善之地的人不过是饱吸官场名利场肮脏灰尘的吸尘器。他们要我在家乡的山水间吐故纳新，把一身的尘土清洗干净。（其一五三：洗尽东华尘土否？）

    孔子要做的，也是让一人、一国乃至天下都发现每个人身上人性的东西，让他们平时无意中流露的急难公义成为人生自觉的形式。学校教育也好、社会教化也好，说到底，是要让人发现自己身上之为人的因素，发现人成为人的可能性。我希望我的文字也是如此。（其二九七：不是九州同急难，尼山谁识怃然心？）

    观上面文句，龚耶？余耶？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或许这就是“人生宛有去来今，卧听檐花落秋半”（其二二六）。正如余世存君在第一一四首所言，“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诗人，诗人能够把握世界，命名赋形，这也是一种劳作，因为这样的劳作，我们得以在物质生活之外理解这个世界”。据作者在序言介绍，“正式写作龚自珍是丁酉年（2017）的事”，作者正好是四十八岁，与龚自珍写《己亥杂诗》恰好同龄，岂非巧合？或许冥冥之中，人只有接近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走近龚自珍，走进《己亥杂诗》么？今年正逢己亥年，这也为余世存君读《己亥杂诗》提供了时代空间。

    龚自珍治今文经学，讲究经世致用，六经注我。读余氏《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此书之门径，其实就在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三〇五：“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义显显则予休。”

    龚自珍纪念馆不是龚自珍的故居，在《己亥杂诗》其一六三中有句“马婆巷外立斜阳”。城东马婆巷（今作马坡巷）曾有龚家的老宅，到龚自珍这辈已将房子卖给了他人。龚自珍纪念馆的前身为清代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总面积为686平方米，是书香世家、官宦宅第与旧式庭院兼备的建筑。院内小桥水榭，假山崚嶒，环境古朴幽雅。厅堂高悬“剑气箫心”匾额，概况了龚自珍一生“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为人性情。

    据我考证，小米山房最早的主人就是《己亥杂诗》其一六二提到的汪远孙(1789-1835)，清代学者，杭州著名的藏书家，字久也，号小米，又号借闲漫士，浙江钱塘人，祖籍徽州歙县。汪氏振绮堂藏书冠于浙右。汪远孙读书好客，与同里文人学士倡结“东轩吟社”十余年，该社以厉鹗为精神领袖，推崇宋诗。龚自珍父亲龚丽正也是“东轩吟社”中人。静寄东轩位于杭州城东清泰门内，位置与小米山房吻合，即是其原名称。

    汪远孙有一女适龚自珍之子龚宝琦。汪、龚既是少年玩伴好友，又是儿女亲家。随着汪远孙、汪适孙（1804-1843）、汪迈孙（1806-1851）兄弟先后早逝，1864年又遭太平军掳掠，汪家迅速衰败，以致卖书维持。东轩也转卖给同是徽州休宁人的汪氏本家、秀州桐乡著名藏书家裘杼楼汪如藻后人汪维。汪维为了纪念东轩原主人，名之“小米山房”，俗称“小米园”。

    百余年后，龚氏老宅荡然无存，好友汪氏小米山房却成了龚自珍的纪念馆，冥冥之中，岂巧合哉？或许应了龚自珍的一首诗：“天花岂用铃幡护，活色生香五百春。”（其二五三）

    最后也“集龚”一首作结：“人生宛有去来今，尼山谁识怃然心？落梅风里别江南，白面儒冠已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