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治人心，方能“治”病

    一些朋友问我：在《思考文化医学》《文化“处方”》上很花费了一些功夫，意义何在？

    我想，首先，书上的内容可以救人性命。真人真事，书中唐晓慧、勾明华等人，用文化治病，甚至，用文化救命。第一本《思考文化医学》出版之后，陈超一等人就是循书而来，找到骆降喜老师，得到了文化“处方”，挽救了垂危的性命。我相信，将来还会有不少人，因这样的书而得救。有什么成就能够跟这种感觉相提并论？

    这里要谈的是第三点，在金钱、救治之外，文化医学、文化处方给人带来新的看问题的视角，或者说：智慧带来的快乐。

    因为出版这样的图书，我学到了一个新的看待疾病的方法、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我们来看史铁生先生的名作《秋天的怀念》中的一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收音机里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这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注意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史铁生先生这篇文章收进了中学课本。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母亲深切的怀念、无尽的爱、发自肺腑的赞美，当然，也有对母亲不够理解的懊悔。他母亲不久就因肝癌去世。是的，史铁生先生是不幸的，但是，更痛苦、更煎熬的是他的母亲。史铁生先生曾经说：“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史铁生，但是，从文化处方的角度，从“母子相‘医’”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其实，他母亲的病很大程度上是他造成的，这篇文章是一份证据充分的“自供状”。在我看来，這篇课文的重点是要教会孩子：在任何时候充满信心、独立自强，这才是对自己的亲人的真爱。

    马克思曾经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很多疾病是社会关系的“伤口”。新安医学传人、著名医学家王键教授说：“生物性因素导致的疾病，在所有疾病当中占30%左右；其余70%的疾病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所谓心理因素造成的疾病，简单地说就是在人与人构造的环境中，不适应的那部分成为了致病因素。史铁生的母亲是一例，林觉民的妻子和长子，是另外一例。

    毫无疑问，林觉民先生是辛亥革命一位伟大的先驱，他的《与妻书》，不仅仅是情真意切的书信，也是一份伟大的历史文献。

    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林觉民先生的妻子陈意映女士就想自杀。因为已经有一个两三岁的儿子，并且，已经怀孕，她的公公婆婆环跪于前，请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将一个侄女给她抚养。因为无法忍受的悲伤，陈意映女士怀中的孩子早产，交给公公婆婆抚养。她终究走不出悲伤，两年之后离世。又过一年，大儿子离世。体质不佳、交给公公婆婆抚养的早产儿，反而得以生存下来。我们没有资格苛求陈意映女士。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她大儿子的离世很大程度上是被她绝望情绪所淹没。

    当然，正面的例子也很多。钱穆先生就是。他17岁时大病一场，“忽犯伤寒症，为药所误，几死”。“先母护视余病，晨晚不离床侧，夜则和衣睡余身旁，溽暑不扇，目不交睫。近两月，余始能渐进薄粥。……其时居素书堂东偏房，今名所居台北外双溪屋曰素书楼，以志先母再生之恩于不忘。”母亲不但给了钱穆先生生命，而且把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让他重生。这里，母亲的奉献重要，钱穆先生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即使面对父亲去世后极其困难的日子，“虽极贫苦枯寂，然余兄弟在当时，实并不知有所谓贫苦，亦不知有所谓枯寂”。对生活始终充满信心，对母亲始终充满感恩。这样，才能让母亲的能量化作阿基米德的支点，战胜了疾病，撬动了他的事业，成就了他的人生。胡适先生也是父亲早逝，小时体弱，母子同心，使得胡适先生成为一代风云人物。他自言：“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根据吉德林法则：找到问题的关键，问题便已经解决了一半。

    当我们追根溯源，用文化的视角看待疾病，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社会关系是广泛的，有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邻里关系等等。《文化“处方”》一书，选取了“母子相‘医’”“夫妇有别”“兄友弟恭”等章节，从一些特定的社会关系入手，疗愈社会关系的“伤口”。

    社会关系的“伤口”，物理的处方有时而能用。更加有效的可能是文化的“处方”。人是社会的人，是关系中的人。解决了关系的问题，就解开了疗愈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