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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乌蒙战歌》的作者樊希安先生，是我在国务院参事室教科文卫组的同事，我们一起搞全民阅读调研，多次合作写过参事建议，我对樊参事比较了解。樊希安先生担任出版领导工作多年，有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出版创新经验。他去年出版了一部有关三联书店改革创新的学术书，如今又身体力行写出长篇小说《乌蒙战歌》，真是由衷的欣喜。听说他还计划写两部，是为基建工程兵立传的三部曲。作者有雄心壮志，如此大的故事容量，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历的基建工程兵的生活，东奔西突转战南北，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我读《乌蒙战歌》，首先被它文字的质朴和情感的真挚所感动。这部书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是由很多真实生动的小故事，像珠子那样串起来的，语言多是自白的讲述，很少修饰和抒情。但是它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是一部有感情、有责任、有反思的作品。充满了一个老兵对军队的感情、充满了对云贵高原大自然的感情、充满着对战友的感情，还有对三线建设大工程的感情。这些感情贯穿于字里行间，不是作者刻意写出来，而是自然流淌、渗透出来的。掺假的虚饰的所谓感情一定不能打动人。
严格说，这部小说的纪实色彩比较重，可以算是长篇纪实文学。但同时，它又超越了纪实文学，写出了20世纪70年代青年军人寻找生命价值的过程，成为一部回望青春岁月，体魄与心灵相伴成长的小说。故事发生时间和知青那个年龄段几乎同时期，我感到特别亲切。小说取材于年轻大兵们在云贵高原的深山里建煤矿，要把优质煤炭开采出来供给攀枝花钢铁厂炼钢的经过，作者也因此开发了一块尚未被开垦的“文学处女地”。
该书有四个特点：其一，客观、清晰、真实地呈现了三线建设的场景，具有20世纪70年代鲜明的历史感。不是全貌，是原貌，还原大西南三线建设的具体生活，有时代的大背景，但作者分寸感把握得比较好。《乌蒙战歌》这部小说以人物带动情节发展，每个人物几乎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细节尤其真实、生动，就好像是真实的人物原型记录下来。但作者说，其中很多人物都是虚构的，从士兵到首长，把他以往熟悉的各种人物，交织、拼接起来，经过精心处理和编织，跳出了纪实文学的局限性。从岩层的艰难掘进、塌方事故、到最后艰难打通，故事的发展层次分明地步步推进，最后坑道的南北对接终于分毫不差地成功，一直都是这些人物在带着我们走。一步步引导读者心里升起对建设者由衷的崇仰和敬重。
其二，人性的真实感。70年代的人物塑造很容易僵化生硬，但《乌蒙战歌》中的人物，如夏志文、夏志武兄弟、黑雷子、冯老虎、丁不住、老谷头一直到蓝月亮，写得都很人性化。七情六欲、合乎情理。还有一个“我”曾宪云，巧妙地嵌在里面。这个人的原型比较接近作者本人，他出生在农村，从小爱读书爱写作，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能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当了兵，一心想进步想提干，他写稿子的动力之一就是立功受奖，并非过去的英雄人物那样纯粹无私。作品好就好在作者没有回避个人成长进步中潜在的利益诉求，改变了过去英雄人物高大上的套路。作者尊重青年人奋斗上进的愿望，更重视个人的主体性，敢于描写主人公的内心失落和挣扎。作者不回避那个时代被禁锢的性躁动，给年轻人的情欲以正当性和合理性。作者对这些人性基本特点都充分给予理解，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作品中有几处描写人物失恋后的失落、思念，苦闷的心情，有几大段类似华彩的乐段，写得非常漂亮有感情，是全书最出彩最美的段落。由此可知，作者写20世纪70年代的三线生活，虽然还原生活，但并不是认识上的还原。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他对70年代的认识，早已超越了70年代，建立在经过清理和梳理的思想基础上。
第三，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涵，有个重要突破，就是对于生命，对于牺牲的重新解读，赋予了生命和牺牲更深层的意义。尽管小说的整个主旋律和基调，是责任、是奉献、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这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但《乌蒙战歌》的特殊性，在于作者写出了以往被我们忽略的，除了牺牲生命之外的精神付出。三线的军人，三线的工人，除了克服家庭困难、除了有些人因事故牺牲生命以外，工程兵还付出了什么？精神的寂寞、青春的烦恼、前途的渺茫，这些是不是、算不算另一种牺牲呢？这是过去被人们忽略了的，这部作品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话题。除了死亡之外，还有没有另一种形式的牺牲？有。但这种牺牲值不值得？值得。牺牲过程中，战士们有没有困惑？有困惑。精神上的牺牲甚至比生命的牺牲更需要勇气，战士们就是在解除克服困惑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生命才获得更多意义和真正的价值。我认为作者把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直到他解决了这些难题之后，由战士们谱写的这首“战歌”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战歌是战士们在战斗中唱的歌，激励自己也激励战友。这才是这部作品的硬核。为什么叫它成长小说呢？战胜自己遇到的一次次心理危机、战胜家庭遇到的困难、战胜自己的个人欲望和奉献之间的矛盾。这场持续多年的战斗，最终是军人们战胜了自己。所以，当南北大巷道的岩层被打通，这本书整个的大脉络也就通了，达到作品的高潮。
第四，这部“军旅”小说忙里偷闲，捎带了地域、地方文化特色。其中由河南兵想家而写到河南豫剧，豫剧在河南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自然贴切。故事的发生地在贵州，河南兵到了贵州山区，贵州的民歌山歌对歌，合情合理。再加上书中的战士曾宪云是个激情澎湃的业余诗人，他的诗歌和大环境情景交融。作者把三种不同形式的“戏文歌词诗句”都穿插交织在故事的进展中，“战歌”就变成了三重唱、四重唱，构成了文化上的丰富性，增加了作品的文化色彩，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战歌”了。
当然，该书由于写作时间太匆忙，文字打磨不够，还是略显粗糙，缺少文学描写和文学性强的叙事语言。樊参事有点像作品中的那个河南兵曾宪云，貌似憨厚，其实挺内秀挺有才。作者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谦虚，善于虚心听取意见。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他的第二部、第三部，写得更好更成熟。这位由出版家转行的小说新秀，也将在写作中“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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