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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下历史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东亚”无疑是炽热的话题之一，举凡发生于中、朝、日、越等国之间的政治交涉、经贸形态、族群迁移、文化传播，乃至于往常鲜少被关注的敕封、给印、颁历、赈灾、海上援救等历史现象，都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这些研究固然不无所谓“碎片化”的趋向，但试图从全球史的视点，把整体性关照和深入的细部考察结合起来的努力，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风气，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来特著《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贸易模式的转换与区域秩序的变动》（2018年11月），即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该著试图超越目前针对“东亚”研究“各抱地势”的一些理论之争，以一种新实证主义的治史方式，挖掘出前近代中日之间的诸多史实，同时又将之综合起来予以结构性分析，从而使影响明清中日关系背后的政治意涵和经济动力得以清晰呈现。
比起中国与朝鲜形成的“典型朝贡关系”，近世时期日本与中国更多的是在经济层面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中日贸易随着双方朝代更替与政权更迭发生变化，其模式的转变是从明代的“勘合贸易”到清代的“互市贸易”，变化的主线是贸易的主导权由中方逐渐向日方转移，并最终滑向德川幕府一侧。从东亚史的视野及全球史的视野观之，明清中日之间贸易主导权的变化，既与东亚的政治局势有关，又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势力东渐之影响。“壬辰倭乱”乃是东亚局势变化的重要关节点，其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日本在遭到中朝政经封锁后，外交重心发生了从“东北亚”向“东南亚”的急遽转向：17世纪初，德川政权渐次与安南、暹罗、柬埔寨、文莱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者展开了官方交涉和贸易往来。尽管在东亚海域从事海洋贸易的群体大多仍是华商，但贸易对象、交易途径的增多使日本在经济上已经不再依赖中国的朝贡体系。同时，作为贵金属的输出国，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位置，并开始了一种新的具有“主体性”的东亚区域秩序的构建工作。
岩井茂树把清朝和日本之间有商贸往来却无直接官方政治交涉的情况称为“沉默外交”，把无官方政治互动下的贸易关系称之为“互市体制”。岩井对清日之间政经关系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清初以中国商人单方面赴日进行的商贸活动背后，未尝没有官方的政治支持。细究清初赴日商人的政治网络和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即可发现，自明代“白银货币化”之后，明清两朝均面临着制作货币所需之银和铜的大量缺口。而自16世纪后期开始，日本采矿和冶金技术大为提升，所产银和铜不仅解决了先前一直从中国进口货币这一“危机”，而且态势逆转，开始向清朝出口白银和铜料。职是之故，清初官方大力支持且从中补助中国商船赴日贸易，以图获得足够多的铸币原料。而德川幕府也因贵金属的过度外流，逐渐升级对出口和外贸的管制。日本正德五年（1715），德川幕府向中国商船发放“信牌”并颁布《海舶互市新例》（或称《正德新例》）。通过这一“制度化”的手法，幕府控制住了当时日本唯一能与中国直接通商的长崎港的贸易额度和贵金属输出量。清朝迫于铸币铜料短缺这一现实，不得不默许和接受日本发放的贸易“信牌”。王著考察近世中日贸易史上的这些事件，不仅在文献考辨、贸易数据统计等方面弥补了先行研究的诸多不足，还通过对《正德新例》和“信牌”牌文的文本解读，指出了德川日本试图把贸易行为转化为宣扬“国威”的政治行为，并注意到其通过唐通事的中介，对这些政治性表述所做的对内强化和对外淡化的巧妙处理，从而把贸易史的研究延展到了政治外交和思想史领域。
中日之间贸易主导权的转移，带给日本的不仅是江户265年的承平之世和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日本脱茧自孵，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国体”上的自立，在经济领域脱出中国中心的“朝贡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完成了“自中心”的再造工作。这使得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制”经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和褫夺，开启了“自解体”的过程，其最终的结果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经甲午战争取得了“东亚霸主”之位。尽管历史的假设有“后设之明”之嫌，但从14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样一个较长历史时段来观察的话，近代日本“东亚霸主”地位的获得，并非仅仅是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一蹴而就的“西化”结果。实事求是地讲，该过程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限：日本由试探性地加入明朝的“朝贡体制”、逐渐“脱朝贡体制”而建立“法制化”的“信牌”之“互市体制”，既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脱中心化”和“自中心化”之思想与行动，最终完成于西力冲击下的明治维新之近代化。
王著虽以“近世”（14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这一较长时段来考察前近代中日之间交涉体制、贸易模式之建立与演化，但作者“大题小作”，通过精细入微的史料考辩，重新构建出了明清中日贸易背后的若干政治问题，如“日本国王”怀良问题、《正德新例》解读，均新见频出；与此同时，又“小题大做”，通过对中日双方贸易商品之种类、数量以及交易模式的把握，不仅勾勒出了前近代东亚贸易“主导权”由中方向日方转化之历史经纬，还挖掘出了其背后日本的“自中心意识”以及日本进而再造“东亚区域秩序”之思想与行动。需要说明的是，该著虽是对前近代的中日经贸史的一项研究，但对透视当下的中日关系也不无历史启迪。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曾以“政冷经热”来描述中日关系的现状。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也并非当代独有的状况。自15世纪以来，除却日本的直接侵华之外，事实上“政冷经热”一直是中日之间的常态。近世日本与中国的政治外交虽然最终走向断绝，但经贸活动不但不曾中辍，还一直呈“常态化”发展。只不过，当官方贸易受影响时，走私贸易就猖獗起来；当官方贸易渠道比较畅通时，走私贸易就会减少，经贸活动就会向“合法化”转变。自由的商贸活动，不仅有助于交易双方财富的增加，也符合人们自由交往的天性和逐风踏浪的探求精神。只有彼此的开放，才有助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福祉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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