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知音解唐声

    《文心雕龙·知音》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经典之作需要经典性鉴赏，刘学锴老师是唐诗知音，他的《唐诗选注鉴赏》就是这样一部鉴赏经典。刘师用时四年，纯手工书写，在八十三岁高龄时完成了三百余万字的大工程。中州古籍出版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这部大书。虽然二本2500页巨著不是通俗读物，但自出版以来却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与认同，不到六年，已发行过万。在机读渐渐取代纸读的时代，出版市场的反应表明真才实学之作仍是不受载体形式影响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与使用，近日该社又出版了“升级版”，重新校订为十册，增补了三十多万字，这将推进本书更加流行。

    本书四个部分：选诗、注释、集评、鉴赏，其中鉴赏部分尤见特色，这是刘师六十余年研教唐诗经验的结晶。其选诗标准有三，一是艺术性，即含蓄蕴藉的诗性，来源于诗人敏锐诗心与善感心灵，有真切丰富的诗意感受和发现；二是可读性，即读者的可接受性，经典之作应经历史淘洗，必须注重那些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诗味深郁的作品；三是诗在艺术上要有完整性，不取有句无篇者。刘师的鉴赏多围绕这三点展开，通过解析全篇思路与结构，以还原作品的整体性；再分析诗家创造性以证明诗的艺术性，最后汇录历代集解、点评，以接受史来显示作品的可读性。刘师传承了古代私塾教育中串讲文本的教学传统，引导读者与文本、作者及古代读者展开互动与交流，用现时流行的学术话语说就是打开了文本世界，建立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对话平台，实现了三种类型的对话：

    一是诗家与诗家的交流，将读者置于作者同等的诗家位置与同样的情境中，体验作者的思路，以诗家的思维感受文本。如其关于《望天门山》言：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上句写望中所见天门山的雄姿，下句则点醒“望”的立脚点和诗人的淋漓兴会。诗人并不是站在岸上的某一个地方望天门山，他望的立脚点就是从日边来的孤帆一片，读这首诗的人大都赞赏“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出”字，因为它使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出”字不但逼真地表现了舟行顺流而下的过程中“望天门山”时夹江对峙的两山势如涌出的姿态，而且寓含了舟中的诗人那份新鲜喜悦之感。

    鉴赏者将自己设想成乘舟东行的诗人，想像其初见东西梁山时的反应，辨明“出”“立”之别，进而引出对“孤帆”“日边来”别解。长江在当涂天门山一带两岸少高山，如李白所说“山随原野尽，江入大荒流。”以上游的高峰巨壑来理解两岸青山显然不准确，诗人是于秋季东行，一路多见枯黄秋色，至此始见青绿山色，自己所乘之舟正披满红霞向前疾行，青山与红日、对出与孤行，辉映成趣，这是到过天门山者的切身感受。这一诠释极具启发性，让笔者联想到李白《行路难》中“忽复乘舟梦日边”一句，《竹书纪年》卷上：“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傍。”显然，李白好用这一典故自况。此处诗人不只是写景物的奇特，亦在抒发壮志豪情，足显盛唐气象。唯有身临其境者的引导才会激发出读者从这一层面理解。

    二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引导读者与文本展开对话，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从读者立场上梳理文本自身逻辑，发现引申、联想、想像出来的超文本世界。如李白《梁甫吟》中间十二句典故密集，语意跳荡，内在逻辑关系自来难解。刘师先细理意脉：

    “白日”以下十二句，则分别运用神话、寓言、历史传说进一步渲染政治环境之险恶和自己面对这种环境时的感情反应。……这十二句，叙述不大讲究次第，旁见杂出，无一定的章法，可以看出诗人在下笔时纯任自己感情的激流，随处横溢奔迸。这种不加修饰近乎感情原始状态的倾泻，正说明诗人写作时感情已到极为激愤而不加控制的程度。

    进而分析这种无章法诗句产生的原因：诗人就是要以此来表现特殊的心理状态，这是诗人放纵的个性与激愤不已的创作心理使然。这则清晰地回答了读者在阅读这类文本时产生的疑问。成功的鉴赏就是引导读者能借助文本与作者对话，本书即便是琐细的考证与枯涩的训诂也都服务于这一对话程序。

    刘师的鉴赏文字往往能由单篇赏析扩展到风格总论，由具体作品探察到时代风貌与历史走向。如其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言：“盛唐诗人有两次著名的诗歌唱和活动，一次为天宝十一载（752）秋薛据、高适、储光羲、岑参、杜甫五人的登慈恩寺塔的唱和之作；另一次则为乾元元年（758）春，由贾至首唱，杜甫、王维、岑参奉和的早朝大明宫之作。”从文学史层面强调了这次唱和活动的意义，又以杜甫的自注对这一种集体创作的活动方式作了具体说明，再对五人作品风格特点比较分析，指出：“‘旷士’与‘翻百忧’的士人之间的区别，正是岑、杜二作思想感情内容显然有别的深刻原因。”既说明二人相异的原因，并揭示出由盛唐到中唐士心、诗风趋变的历史运势。

    这种对话式鉴赏，既是一种伴读式的讲解，又往往能以新的发现，为读者打开新世界。如刘师重新串析《赤壁》全诗后，发现“诗人强调的是‘东风’的重要，而不是赤壁之战的重要。”“东风之便完全出于偶然的机遇，是天助孙吴。”指出这一翻案之意后，又言：

    “在诗人看来，历史的某些偶然机遇或条件，使一些才能未必很高的人侥幸获得成功和不朽的声名，而另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因为缺乏这些机遇条件而沉埋不显。单纯以成败论英在雄，实际上是对怀才不遇者的又一种不公。”“诗人借咏史以自抒英雄失路的怀抱，固不等同于史家论史。”

    这里解释了杜牧翻案之因，发掘出诗人英雄失路的感恨这一诗情，也为咏史诗提出了一个评论标准：咏史诗首先是诗，必要有诗家情感在其中。

    三是读者与读者之间交流，通过归纳分析古今评点，展示唐诗名作的接受史，证明经典超越时空的审美魅力。本书平等对待诸说，以读者身份与既有之论公平讨论。如书中对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诗解曰：

    冯浩、张采田均系此诗于大中二年（848）巴蜀之游；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已详辨包括梓、阆在内的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并不存在，冯、张所援为此游之证的篇章多为大中五至九年梓幕期间或大中元年赴桂幕、二年由桂返长安途中所作……按冯谱，义山系先自桂返洛，然后又游江汉巴蜀，于深秋略顿巴巫之境。……试问于如此变动不居之旅途中，双方书信往来竞若今日有现代化通讯工具传递之迅便，一似预知其何时当在何地者，岂非纯属想当然？

    刘师由义山行迹及地理里程见出冯、张二家之说的不合理，在析疑中提出了新说。历史的碎片之间空间很大，即使同一则史料也有不同的解说。刘师能提出新见，是因为他曾完成了《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研究，发现李商隐在梓幕期间有一段回京返蜀的经历，以此为基础，所作的新编年也更让人信服。

    又，对于争议最大的《锦瑟》的鉴赏也是如此。刘师先列元好问、何焯、岑仲勉、钱钟书等人的伤时说、伤己说、诗序说等，再弥合众说，讲解者如同在主持读者讨论会，既让人各执一词，又将之合融并铸：

    由于他在回顾华年逝岁时并没有采用通常的历叙平生的方式，而是将自己的悲剧身世境遇和悲剧心理幻化为一幅幅各自独立的象征性图景，这些图景既具有形象的鲜明性、丰富性，又具有内涵的虚泛、抽象和朦胧的特点。这就使得它们既缺乏通常抒情方式所具有明确性，又具有较之通常的抒情方式更为丰富的暗示性，能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但这些含意朦胧虚泛的象征性图景，又是被约束在“思华年”和“惘然”这个总范围里，因而读者在感受和理解上的某些具体差异并不影响从总体上去把握诗人的悲剧身世境遇和悲剧心理。这种总体含意的明确和局部含意的朦胧，象征性图景的鲜明和象征含义的朦胧，构成了这首古代朦胧诗意境创造上一个突出的特点。

    依据以上阅读体验，刘师总结出义山这类诗的特点，即片断的独立性与整体的统一性。进而对元好问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作出新解：“李商隐这位才人正是要借咏锦瑟来寄托华年身世之悲，他的一腔春心春恨都寄寓在这杜鹃啼血般的诗歌中了。”对传统的以琴自伤之说作了新发挥，以读者的体验汲取另一个读者的心得。

    中国素有作品鉴赏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鉴赏理论，其中对作品的串讲尤为值得关注。在文本的简帛时代，章句笺释不置于原文之下，多单独成篇，故自王逸《楚辞章句》起，讲解者即把串析文字当成对原作的再创造，这一方法在唐诗的解析与评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赵次公解杜诗，萧士贇解李白诗、唐汝询解《唐诗选》、王嗣奭解杜、姚文燮解昌谷诗等，都属成功之作。这类著述介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溶“述”与“作”为一体。在以考据为主体的乾嘉学术体系里，这类评点、串讲之作又被斥为“村夫子”之事而被排斥于学术之外。近二十年来，随着接受美学流行，文学鉴赏又渐渐为接受史研究所取代，研究的中心也由文本解读走向阅读史分析。研究的空间扩大了，却离文学本体更远了。这种非文学的研究遮蔽了文学本体的人文魅力，文学性的失位已成为制约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古代文学学科回归文学本体是有一定示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