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澄衷学堂
竺可桢在澄衷学堂学习两年有余，比胡适多半年。但与胡适一样，他们都是澄衷学堂未毕业的学生，皆因与学校当局的冲突提前离开学校。在毕业前三个月，竺可桢所在班图画教员不按学科教学章程规定，只教授毛笔画，不教器物画，引起同学不满，担心日后与高等学堂功课不对接。于是公推郭传治和竺可桢为班长，代表全班同学请求校长蒋元庆予以解决。蒋校长起初答应每周教器物画二课时，以几何画代之，继而又改每周一课时授几何画，一课时仍授毛笔画。同学们觉得前后异词，难以理解，又推郭、竺二人询问其故，蒋校长对此颇为恼怒，严厉呵责，说他们“故意好事”，责令郭回家省过。竺可桢只得和同学们上书学校董事，请予调解，并停课等待答复。不料，校方午后忽然悬牌云：“东一斋学生无理要求，藉端挟制校长、堂董，劝诫竟不感悟，将扰事者一律开除，共十三人。”同学们愤愤不平，以罢课抗议，并多次与校长、堂董交涉，请求收回牌示，表示将禀请提学宪与江苏教育总会调查此事，还以公道。但此事还是以“违章哄闹尤甚”的十名同学被开除告终，竺可桢首当其冲。
（详见7版）
文学史后台研究的一大收获
最近通读《乡里与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一书，十分兴奋：理解十六国与北朝文学，于此又有了一条足以贯通全局而且相当通畅的路径，与先前颇为学者乐道的种族、门第、地域、宗教等角度足以互相发明，而且可以起到某种统摄的作用。西晋“八王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把首都洛阳和一批城市完全摧毁了，许多世族特别是高级世族不得已向长江以南迁移以求自保，永嘉（307-312）时更形成了“四海南奔”的可悲而壮观的局面；但仍有大量的世族，主要是中、下层世族，并没有南奔，而是从城市退回乡里，或一直在故里坚守，抱团取暖，繁衍后代，耕读传家，以待未来；等到政局渐趋稳定、天下比较太平以后，其中的优秀人才通过各种途径又渐渐走出乡里，来到新的政治中心——平城、洛阳、邺城、长安——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寻求比较远大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从事各种类型的文化、文学活动。
（详见9版）
曾国藩的三大事功
张宏杰迷恋观察人性的复杂，常用小说笔法让历史书写的场面芜杂鲜活，此大约得之于司马迁的遗产。张宏杰睥睨英雄豪杰，但只在曾国藩面前，几近稽首。主攻心理分析、善于找茬的他，仿佛挑不出眼前传主的毛病。在他心中，曾国藩是一个难得的健康之人，心理分析的手术刀，因此失效。张宏杰最精彩的是诊病，无病之人，使他失了展现才华机会的写作对象，然而也是他致力追求的康复模板。他所写的《曾国藩传》，侧重呈现影响传主生命品质的心路，健康人得以成为健康人，是在重大事件中做出发心正确的选择，而非得益于获得正确结果的操控力。曾国藩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勘定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天津教案三件大事。成败已经不是评判的标准。事事求得正确的人，也许心里病得更重。
（详见13版）
唐诗中的蜀韵
唐诗中的蜀韵，或者说整部唐诗历史，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玩味和思考。“唐之诗祖”是蜀人陈子昂（659-702）。生于唐末乱世的郑谷，虽非蜀人，但因黄巢破长安，郑谷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避乱入蜀。后来郑又几次入蜀。郑谷在蜀，是郑谷一生最重要的岁月。郑谷在蜀地作诗共有40余首（《全唐诗》录郑谷诗325首）。开宋朝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称赞郑诗“儿时犹诵之”。由此，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称郑谷为“晚唐之擘”。少年“秦妇吟秀才”、晚年“花间集”盟主的韦庄，也非蜀人，但入蜀后，成为前蜀的开国制度制定者和前蜀宰相，75岁寿终正寝于成都花林坊。由此，我们还发现，或者从唐诗的历史来看：唐诗的起点在蜀地，唐诗的终结也在蜀地。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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