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希望

    少年聂鲁达去离他的村子很远的地方做活的时候，曾经在森林里迷路。夜里，太平洋上波涛汹涌，冲击着极远处高耸云霄的马乌莱山的岩石和灌木丛。听从好心的农民指点，聂鲁达投奔到一幢两层楼大木屋里，那是女木材商三位法国夫人三姐妹安在智利森林中的家。主人把聂鲁达带进客厅，对他说：“您到自己家了。”像在梦境中一样，聂鲁达跟她们提起了波德莱尔，告诉她们，他正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恶之花》。波德莱尔的诗令三姐妹兴奋起来。她们做好了精美的菜肴，款待少年聂鲁达。她们拿出一个小卡片箱给聂鲁达看，那是她们保存的30年间到这幢房子里来作客的27位旅行者的有关卡片，那上面记载着来访的日期，她们每次烹炒调制的菜肴。她们把菜单留下，为的是如果那些朋友有朝一日再来，不让有一道菜是重复的……几十年过后，名满天下的诗人聂鲁达回忆平生，记下这段少年时代的往事，他深情地写道：

    这三位忧郁的妇人是可敬的，她们在荒野的孤寂中，不为任何实际利益而竭力保持古老的尊严。她们捍卫的是她们的祖先亲手创造的东西，也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世界上最难通行、最荒凉的崇山峻岭的遥远边界上仅存的一点儿高雅文化。

    无疑，那是高贵的灵魂，无论身处哪里，高贵的灵魂都会在暗夜里放射人性尊严的光辉，给人慰藉和温暖。

    聂鲁达在颠沛流离、冒险冲撞中成长起来。他担任智利驻外国的领事，辗转到达过很多国家。他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不久，1034年初，又被派任马塞罗那领事，这时候，聂鲁达30岁了。他在那里认识了西班牙青年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这是位来自大自然的末经雕琢的石头一般的诗人，他拥有大森林的纯真和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他告诉聂鲁达，把耳朵贴在入睡的母山羊肚皮上是何等令人激动，那样，能听见乳汁流到乳房的声音。聂鲁达断定，除了这位放过羊的诗人，谁都不可能听见这种神秘的声音。放过羊的诗人生计无着，聂鲁达替他找了个工作，有位子爵——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给了聂鲁达肯定的答复，因为子爵读过这位诗人的诗，只需诗人提出希望担任什么职务，他就给米格尔签发任命书。聂鲁达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米格尔。米格尔陷入了深思。过了几个小时，到下午才给聂鲁达答复：

    “那位子爵能不能让我在马德里附近管一群山羊呢？”

    不必说，诗人米格尔也是在保持那古老的尊严。

    妙笔生花，聂鲁达在他的自传中写下了如许匪夷所思的奇遇，他却不是为了以怪异的笔墨哗众取宠，他也是严肃地信守着诗人的古老尊严。他说“我这个诗人的声音，连智利的石头都认得出来”，他绝非自诩。正因为他的诗影响广大深远，他才要愈加珍重，不会随便下笔，信口雌黄。他不讳饰，秉笔直书，一一写下他的爱情奇遇，从少年直至成年，麦堆里的爱情，缅甸仰光嫉妒心极强的女子，舞会偶遇的奇异女郎，聂鲁达记下了那些爱情的热烈和苦恼。他的一本关于爱情、迷恋和痛苦的书《船长的诗》，在那不勒斯不署作者名字出版。不署作者名字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愿意伤害已经同他分手的德丽亚。“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子，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是我18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她的温柔结构。这些，也只有这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聂鲁达自己披露《船长的诗》不署名的真正原因，诗人的善良、宽厚于焉可见；反目成仇、恶意攻击不属于诗人胸怀。

    对于真正的敌人，诗人就不会遮之掩之，而是正气凛然，英勇上阵了。聂鲁达在他的自传中记下的人物事件，无不表明诗人鲜明的爱憎态度。聂鲁达不惮于喊出他的惊世之声，公开地鲜明地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戴，也遭受了反动政府的迫害。他50岁生日在圣地亚哥庆祝的时候，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都来了：艾青和萧三来自中国，伊利亚·爱伦堡来自苏联，德尔达和库特瓦列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拉丁美洲的作家、诗人来得最多：阿斯图利亚斯、诺拉·兰赫、埃尔维奥·罗梅罗……聂鲁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的时候，按入狱例行手续被收监，他被隔离开，谁也不准靠近他。但是，还是有人在毯子底下和他握手，也有士兵把枪放到一旁，递过纸来要他签名。后来，阿根廷、智利以及更多国家的作家、诗人和朋友们发出声援，聂鲁达获得释放。他即将离开监狱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向他走来，把一张纸片交给他，那是一首献给他的诗。诗是拙劣的，满是瑕疵；但是聂鲁达相信，我们也相信：“没有几个诗人曾从看守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一份用诗表达的敬意”。

    中国读者读聂鲁达的诗，读这本《聂鲁达自传》，应该备感亲切吧。在20世纪的世界著名诗人、作家中，聂鲁达是与中国有着特殊联系的一位，他曾经数度来中国。1951年，他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等人第一次来中国，把列宁奖金授予宋庆龄，聂鲁达是这个奖的国际评委会委员。郭沫若是评奖委员会副主席，授予宋庆龄那枚金质奖章，正是郭沫若提议，获得通过的。

    聂鲁达对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1928年，聂鲁达在夜上海，就曾坐过中国车夫拉的人力车。车夫用一块油布把前部挡住，不让夜雨淋到他的外国鼻子上，引得聂鲁达和他的朋友感叹：“多么仔细、周到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白丢失。”可惜他们感叹错了，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人力车突然停下，围上来七八个人跟他们要钱，搜遍了他们的每一寸衣服。再度来中国，聂鲁达对中国人的了解，就大不一样了。他以一个拉丁美洲人的目光，看出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正是出于对前一种笑的信任吧，聂鲁达给予中国最崇高的赞美：“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