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中国文明史

    最近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学界和公众的热议。过去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尚有争议，但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已不成问题——良渚文化显然已经是“文明”。有人曾问西方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么？他回答：当然是，如果这不是，什么才是“文明”呢？

    伦福儒教授的回答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文明”的标准并不限于传统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三要素”。良渚文化没有青铜器，虽然已经发现600余个原始文字，且有一些连续、重复排列的例证，但毕竟还不能准确释读。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良渚文化就够不上文明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良渚古城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实证了五千年前中国存在早期区域国家，同时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形态特征，这才是中国/东亚地区对世界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之处”。

    强调中国文明发生与发展路径的特殊之处，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逞一时意气，而是从实证出发的总结。如果脱离中国文明的材料，那么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

    江林昌先生最近将多年积累的思考结集为《书写中国文明史》一书（以下简称“江著”），便是探索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发展路径异同的尝试。

    江著强调，“中国文明史的书写必须扎根于中国自己的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做综合分析，哲学思考，然后总结出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理论、文明概念与文明术语，梳理出中国自己的文明发展史。而且，这个文明发展史应该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背景下，以显示其独特性和先进性”。（第10页）那么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体现在何处呢？江著为我们初步揭晓了答案。

    譬如江著在牟永抗、吴汝祚、曲石、林华东、安志敏等先生的基础上，强调了玉器与“玉器时代”之于中国文明的特殊意义：“这一历史事实与西方古代社会相比，多出了一个‘玉器时代’，而这又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因此，称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概念上正可以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称西方古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相区别。”（第5—6页）我们知道，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兴起相对较迟，但中国的玉器文化却相对发达。如最早孕育文明曙光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如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红山文化，均以玉器著称。稍后的良渚文化的玉器臻于高峰，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玉礼器制度。“器以藏礼”，玉器是“礼”的重要承载者，“玉器时代”的最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中国文明崇礼的基调。即便是后来金属冶炼技术自域外输入，过渡到所谓的“青铜时代”，青铜也主要用来铸造礼器，而非生产工具。故不少学者强调“礼”才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内核，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肇端。

    中国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路径也存在差异。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是“新陈纠葛”的，是一种“维新”的模式，不同于西方文明“革新的模式”。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是“连续性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破裂性的”。在此基础上，江著强调，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中国文明在发生和早期发展阶段，血缘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而没有急剧向地缘管理转变。（第494—512页）江著进而从“绝地天通”和“铸鼎象物”两则文献记载出发，讨论了原始宗教在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文明基于血缘管理的连续性特征（第99—127页），这是本书最富于创见的篇章之一。就中国古代文明内部而言，我们不能局限于过去的中原中心论，江著便强调“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第195—262页）江著认为，黄河文明是连续的文明，长江文明（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为代表）则是断续的文明，（第178—183页）可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江著主张在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反思国外理论的优劣，进而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鉴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国家起源的论述没有涉及古代中国的材料，故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上志在从古代中国出发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新进化论兴起之后，“酋邦”等概念也被引入中国，引发学者讨论。江著对马恩经典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部落联盟等理论有所反思，同时也讨论了新进化论的酋邦理论，认为西方的文明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古代文明，要从中国自身的材料出发，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而不应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概念和术语。（第35—98页）

    书写中国文明史，离不开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曾有人问李学勤先生有什么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李先生答道：“其实很多年以来，我总想做点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把几种不同的古代文明放在一起比较。”但由于种种限制，李先生没有完全实现他的设想。但他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做了初步的探索。江著也注意将汉字与古埃及、苏美尔文字进行比较，将“轴心时代”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探讨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起源路径和发展历史等方面的异同（第455—532页），正是在李先生所开拓的道路上的继续探索。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拓。譬如江著的第三章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系和年代，实际上中国早期世系与苏美尔王表、古埃及王表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苏美尔王表中的早期世系富于神话色彩，君王统治时间极长（动辄数万年），且强调君权出自天命，并在不同城邦之间转移，这些皆可结合中国古史传说予以讨论。不同古代文明的世系在功用、传承方式等方面的异同，也有待研究。

    江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延续了王国维、郭沫若等前贤所开辟的道路，注意文献、考古和理论并重。江著强调要充分重视传世文献的价值，同时也认为传世文献不能呈现中国古代文明的全貌，需要结合出土文献以及其他考古发现予以探讨。由于江著的许多篇章撰写较早，而考古发现日新月异，不少新发现可以补充江著的论述，如最近发现的嬭加编钟便出现了有关“夏”和“禹”的记述，可与江著的相关讨论相参证；近年良渚、石峁、陶寺等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也颠覆了过去的不少认识。

    通过分析和比较，我们得以认识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有共性，也有相异之处；西方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不是唯一的路径，我们不可局限于欧洲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这便是探索中国文明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