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联中的故人身影

    梁启超说得好：“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我年臻七十，时常回忆往事。近来翻阅日记，发现自己写过不少挽联，心中突然涌现两句唐诗：“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唯觉祭文多！”公元833年，刘禹锡读到白居易悼念元稹等人的诗歌，感慨万千，写下了这两句诗。其时刘禹锡年过六旬，生平友好大多去世，集中的祭文逐渐增多，单是为柳宗元写的祭文就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代李程而作）。的确，其他文章的写作或许多多益善，唯独祭文是个例外。祭文渐多，意味着故人渐少，难免使人百感交集。挽联就是缩微版的祭文，自己撰写的挽联逐渐增多，也令我感慨万千！

    我写挽联始于本世纪初，一开始的追挽对象都是师长。2000年6月3日，恩师程千帆先生病逝。我与师弟程章灿合拟挽联：“绛帐留芳，汉甸江皋，树蕙滋兰荣九畹；青灯绝笔，文心史识，垂章立范耀千秋。”其他同门皆予认可，就以“在宁及门弟子”的落款张于灵前。程先生离去后不久，师母陶芸老师就着手编纂他生前所写的书简。她不顾年老体弱，征集、誊录、编次，事必躬亲，虽有弟子相助，但她仍然付出了许多心血。我看到她日夜操心此事，深为感动，也暗暗地担心：这件事也许是支撑其生命之火的最后一枝薪炭。果然，2004年7月，《闲堂书简》终于出版。不到一个月，陶老师就溘然长逝。我自拟一联挽之：“青衿痛失良师，春风芸阁，永忆帐前同受业；白首幸逢佳耦，夜雨书窗，今归天上共修文。”这是用“程门弟子”的集体语气措辞的，同门也都同意，仍用“在宁及门弟子”落款。上联指的是，在我们立雪程门的日子里，陶老师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的译稿习作上布满了她用红笔写的修改意见及符号，它们与程先生在我们的论文初稿上留下的红色记号一样，都凝结着老师的一腔心血。下联指的是，程、陶晚年结缡，夫妻感情极其融洽。在程先生晚年的著述活动中，陶老师一直承担着誊抄、校对以及推敲文字等工作，其中包括程先生前妻沈祖棻遗稿的整理和刊布。重读此联，恻然有感。

    我也曾为南大中文系的其他老师拟过挽联。2005年6月，许永璋先生逝世。许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外聘教员，生前与我并无交往，但许先生的哲嗣许结是我多年的同事，当时我又担任系主任，就义不容辞地撰写挽联：“梁溪学派，桐城文脉，笔底波澜承丽泽；忠厚门庭，诗礼家风，阶前玉树继清芬。”上联指许先生乃桐城人士，又曾在无锡国专就学。下联指许先生教子有方，在打成右派回乡劳改的艰难岁月里竟然将多个子女培养成才。后来许结在回忆父亲的《诗囚》一书中说到此联：“上联论学术，下联言家教，美誉中不乏精到语。”2009年9月，卞孝萱教授逝世，我以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名义拟联挽之：“月映青灯，露凝绛帐，文苑史林悲贺监；幼承慈训，老育英才，遗风余烈绍欧公。”上联指卞先生享年八十有六，与贺知章同寿。下联指卞先生幼年失怙，由其寡母亲自教育，终成一代名师，生平有似欧阳修。2011年8月，郭维森先生逝世，我仍以学科名义拟联挽之：“金山江浪，钟岭松涛，试问英灵何往；屈子高风，史公亮节，已知毅魄谁归。”上联指郭先生生长于镇江，十八岁考入南大后终生未曾离开。下联指郭先生治学，用力最勤的是《楚辞》与《史记》，他最为敬仰的两位先贤就是屈原和司马迁。犹记我当年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被程先生聘为助手的郭先生亲自指导我研读《史记会注考证》，并在我的作业上留下几十条批语。岁月虽邈，师恩难忘！

    1984年10月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系里组织了阵容强大的答辩委员会。后来答辩委员们逐渐离世，我曾为其中数位拟过挽联。2003年12月，我拟联追挽钱仲联先生：“虞山翠壁，苕水清波，驾鹤骖鸾归梓里；九畹芳馨，千秋教泽，伤麟叹凤忆音容。”2016年1月，我追挽傅璇琮先生：“聚天下英才，汲引提携，先生卓识空冀北；导儒林正脉，笔削编纂，后学楷模瞻浙东。”2017年2月，我追挽霍松林先生：“西北望长安，塞上烟云迎鹤驾；东南泣后学，江头风雨伴鹃声。”今年6月，享年一百零五岁的徐中玉先生去世，我所拟的挽联是：“曾陪杖履武夷巅，披雾拏云，寥天鹤影瞻前辈；初识仪型场屋内，指瑕示纇，温语春风忆座师。”上联指2005年9月，我在武夷山的“中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偶遇徐先生。当时徐先生年过九十，但仍是一位“矍铄翁”，竟然随着众人登上海拔2180米的武夷绝顶黄岗山。他在白云缭绕的峰顶指点江山，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下联指三十五年前我在论文答辩会上初识徐先生，他指摘缺点毫不留情，语气却是相当温和。前辈仪范，没齿难忘。林庚先生不是我的答辩委员，但曾评阅我的学位论文，并亲笔写下一纸评语。2006年10月林先生仙逝，我曾寄去挽联：“月晦星沉，豪气何人追太白；兰枯蕙折，大招几叠吊灵均。”

    此外，我也曾为其他前辈学人撰过挽联。河南大学的高文先生曾是沈祖棻先生的同窗，也是程千帆先生的挚友。有一年我到开封出差，程先生让我代他去看望高先生。当时许多大学的教授住宿条件已稍有改善，没想到高先生仍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斗室中栖身。高先生见到从家乡远道而来的后辈十分高兴，当场提笔为我写了一首自作七绝，并钤上一方闲章“家在燕子矶边”，表示对家乡南京的怀念。这幅墨宝多年来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高先生赠给我的《全唐诗简编》和《汉碑集释》两部著作，也一直保存在我的书架上。2000年11月高先生在开封去世，我寄去一副挽联：“素壁犹张墨迹新，更忍看唐集简编汉碑精释；衡门曾识清容瘦，空怅望梁城月冷汴水波寒。”北京师范大学的聂石樵先生是我素来敬仰的前辈，1994年我们在巩县的杜甫讨论会上初次见面，聂先生待我十分友善。两年后我们共同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其间多次会面。2018年3月，聂先生在北京病逝的讣闻传来，我从网上看到他病容憔悴，十分难过，拟联挽之：“燕京传讣，惊瞻遗像清容瘦；巩县识荆，永忆春风笑语温。”

    除了学界前辈之外，我也曾为某些亲属撰写挽联。2017年1月，我的姨母章亚娟女士在安徽泗县逝世。我千里奔吊，书联追挽：“恩泽铭心，徽音在耳，来听悲风啸淮北；慈容遽杳，孺慕长存，归将泪雨洒江南。”姨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姨父“支援内地建设”，从江南来到人称“安徽西伯利亚”的泗县工作。十多年后，我顶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在江南走投无路，就前去投奔姨母，在她帮助下迁到泗县插队，直到考上大学后才离开。我在泗县生活了四年，姨母待我视同己出，恩重如山。挽联词意酸苦，乃是发自肺腑。同年7月，我的小姨父王益云先生在南京病逝，我送去的挽联是：“世路崎岖，人生辛苦，冬雪秋霜摧毅魄；钟峰黛影，玄武清波，湖光山色葬诗魂。”姨父出身于苏北的贫苦农家，文革中从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徐州挖煤，多年后才调到南京工作，辛苦的人生摧毁了他的健康，刚过七十便遽然离世。他本是法语专业出身，但一辈子都是用非所学，退休后迷恋于诗词创作。他家住玄武湖畔，生前喜欢在湖畔一边漫步一边吟诗。联中所云，尽是实情。

    人生短促，近年已有同辈学人离开人世。最早离去的是陈植锷与曾子鲁，他们都与我一样热爱宋代文学，按理说我都应为他们撰写挽联。可惜两人任教的学校都未及时发布讣闻，以至错失时机。到了2017年11月，老友王步高教授病逝。步高兄专攻唐诗宋词，原来在东南大学任教，退休后应聘往清华大学主讲诗词，深受两校学生的欢迎。于是我拟联挽之：“树蕙江南，滋兰冀北，教席设双城，学子泪飞千里雨；唐音豪壮，宋韵清和，校歌谱一曲，箫韶声振六朝松。”下联所云，是说他曾为东南大学校歌作词，调寄《临江仙》。我曾多次到东大做讲座，每次开讲前全场听众都会同声高唱此歌，声振远近。“六朝松”就是矗立在东大校园里的两株古松。如果说步高兄毕竟长我数岁，我为他撰写挽联还是情理中事。那么，我为比我年轻二十来岁的同事王彩云女士写挽联，就出于意料之外了。王彩云刚进南大中文系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当秘书，不久调任系研究生教务员。她在系里工作了十六年，口碑是出奇的好，现当代文学所的刘俊说：“王彩云在工作中以她的善良和敬业，感动并温暖了许多人的心，中文系的所有老师和研究生，大概都曾在那个圆圆脸、笑嘻嘻的‘王彩云老师’那里，获得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吧。这些帮助，也都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善良的种子，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吧。”在系教务办公室与她共事十多年、几乎形影不离的王一涓则斩钉截铁地断言：“王彩云是个善良的人。”“这样的人是可以交朋友的。”可是好人不一定一生平安，王彩云刚到中年就患了白血病，并于2009年9月宣告不治，享年仅有四十三岁。刘俊在日后回忆说：“9月13日王彩云的追悼会，系里去了许多人，包括不少已经退休的老教师。告别的时候，许多老师悲难自抑，潸然泪下。看到她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红色的棉袄棉裤，戴着毛线帽，依然是圆圆的脸，可是她那温暖了多少人的熟悉的笑容不见了，她不再笑，再也不再笑了……告别大厅的门外，悬挂着一副莫砺锋老师撰写的挽联，表达的是悲痛，感叹的是人心：‘彩云易散斯人斯疾；霁月长明此面此心！’”虽然这副挽联得到系内同仁的认可，但是让一个花甲老人来为一个中年人撰写挽联，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

    周作人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境下，以文字来纪念死者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撰写挽联也是如此。我翻阅日记看到上述挽联，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可见挽联虽短，亦自有意义。当然，我祈求命运千万不要让我撰写太多的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