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东城高且长》是拼合而成的吗

    萧统《文选》卷二十九“杂诗”部分之首为《古诗十九首》，其中第十二首云：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这首诗《玉台新咏》也选录了，列入卷一，为枚乘《杂诗九首》其二。不管其作者是不是西汉的枚乘——现在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出于东汉晚期下层文人之手，但古今都有学者认为其中有一部分的作者是枚乘——总归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东城高且长》的抒情主人公当是一位在异乡流浪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一座大城市里漂泊已久，秋天到了，绿草萋萋，蝉也不叫了，一片凄清，眼看又是一年将尽，而自己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出路，不免在城郊结合部一带踯躅彷徨，胡思乱想。

    诗的前半颇富于镜头感，写出了一个“客子”的孤独和潦倒。而从“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两句往下，诗进而转入抒情主人公的白日梦。他说在这中原的大城市里，美女如云，有一位在窗口抚琴，乐曲里充满了悲伤，她一定也是深感寂寞了——这样的音乐听得自己如醉如痴，徘徊不忍离去，忽然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幻觉，说自己将化身飞燕，飞到她家屋子里去做窝，这样就同弹琴的美女朝夕为伴了，更好的！能够干脆成为“双飞燕”……那是何等令人心醉神驰啊。他不再“结束”（自我约束、克制自己）了。

    青年人的美梦从来离不开“双飞”，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脱单”；但一个来自异乡的穷小子想要同一个“颜如玉”“理清曲”之大户人家的女神结为伙伴，又谈何容易，无非是一场白日梦罢了。做做这样的梦，也是幸福的。两千年前的青年流浪诗人同当今的小伙子也没有多少不同，这首诗写出了典型的情境，所以传诵千古。

    这一类抒发失意青年之梦想的诗，在《古诗十九首》里还有若干，其感情逻辑且有同《东城高且长》非常靠近的，例如其中的第五首写道：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馀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不免有些操之过急，同人家素昧平生，只是听她弹了一曲，就以其人的“知音”自命，立即决定同她结为“双鸿鹄”，一起奋翅高飞。这样的决定未免有点可笑，但作为一个白日梦，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诸如此类的美梦，青年时代做那么几个是不奇怪的。一个留滞在大城市的穷小子为什么就不能做个把好梦？美梦成真的事情，古往今来，在世界上也并不罕见，事在人为啊。

    当然，世事艰难，好梦难成也是常见的事情。所以《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一方面留恋大城市，一方面也未尝不考虑打道回老家去。类乎“京漂”之古代知识青年在去留之际思想感情上多有痛苦纠缠，这种情结构成了《古诗十九首》中诸作的一大内容。（参见顾农《留在大城市还是回老家去？——从汉末古诗分析游子的奋斗、苦闷与抒情》，《文汇报》2019年3月22日《文汇学人》第8-10版）

    《东城高且长》一诗虽然略有跳跃而仍然明白如话，这样的好诗到了学究们那里却颇受折磨。最严重的是明朝学者张凤翼在《文选纂注》里对这首诗实行腰斩，把“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以下的诗句拆解为另一首诗，予以单列。于是《古诗十九首》就变成了古诗二十首。一个替《文选》搞注释的人，不提供什么切实的根据就做这种越位的事情，简直是无法无天。而令人不解的是，对于张凤翼腰斩《东城高且长》的古怪误判，古今都不乏赞同附和的学者，其遗风余韵，甚且直贯当下。

    张凤翼挥舞板斧将原诗一砍两截，其结论毫不足信。让我们举出一条反证来看。西晋大诗人陆机有过一首模拟《东城高且长》的诗（曾入选《文选》卷三十、《玉台新咏》卷三），其辞曰：

    西山何其峻，曾曲郁崔嵬。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颓！三闾结飞辔，大耋嗟落晖。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

    陆机这首拟作不无借题发挥来抒发他自己的感情之意，这里不去讨论，只想就此说明，他所拟的原作即后来《文选》录入之《东城高且长》，也正是二十句，而且从第十一句起就转而去写抚琴的美女如何如何，自己又如何如何；陆机的拟作亦步亦趋，完全合于原诗的格局。陆机比《文选》的编选者萧统要早很多，他见到的《东城高且长》就是这样完整的一首，而不是像张凤翼说的那样，原是各十句的两首，然后才被拼合为一首。

    可是张凤翼的拼合说至今仍然流行，最近辛德勇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也曾说到《东城高且长》一诗出于拼合，并就此进而指出：

    这种拼合两诗为一诗的情况，正可说明《文选》选录这十九首“古诗”，并不像后世很多文人学士所赞赏的那样完美无缺，更不像王渔洋描绘的那样“妙如无缝天衣”（王士祯《五言诗选》卷首《凡例》）。因而，单纯就诸诗内容的完善程度而言，“十九”这个数目，也就并不是非此数不可。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像萧统这样从六十首上下的“古诗”中选出十九篇诗，还是像陆机那样只看中其中的十四篇诗，或者说像钟嵘那样在陆机的十四篇之外再考虑增补几篇与之差相仿佛的篇章，都只是一种主观的取舍，并无绝对的客观性可言。（《“古诗”何以“十九首”》，《光明日报》2019年7月6日第6版《光明讲坛》）。

    他的结论也许自有其道理，但是拿《东城高且长》一诗乃出于拼合这一条来作为论据之一，我以为恐怕颇近于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