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译丛”总序

    顾名思义，我们这套新近创办的翻译丛书，在选择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的相关著作时，围绕着一个贯穿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轴心，但也不会忘记或偏废其学术含量和前沿性。换句话说，这些著作对于上述知识领域的研究，将更着力于这些知识的实际生产者，特别是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所以，跟往昔那种封闭在实验室中、拒人千里之外的陌生现象不同，“科学史”在这里表现为社会的现象，跟大家熟谙的生活实践距离很近。由此一来，这样的研究也就足以表明，无论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还是它的应用与传承，都是文化理念与社会想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那些轰动一时、耀世登场的科技成就，也并非无迹可寻的、纯粹来自灵感的“神来之笔”；正相反，它们沿着这个“科学与社会”的轴心，既表现为社会–文化之能动力量的产物，又转而构成社会–技术之发展的推力。不待言，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或者说，是随着此一轴心的反复旋转与复制，这种可称作“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史研究，也逐渐借鉴了来自性别研究、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区域研究、艺术史等领域的成就，并在对它们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议程，乃至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主题。

    进一步说，已经和将要入选这套译丛的著作，自然也体现了我们自己的学术立场，或曰我们在宽泛意义上对于科技史的理解：它们要么会去探讨某种科学知识的文化成因及形成过程；要么会把科学知识置于社会利益或信念的大背景下，且着重观照着物质层面来理解知识的生成和扩展方式。与此同时，这些著作也将揭示“科学”演进的各个环节与不同境遇：它可以是某种或许能、或许不能实现的潜能；也可以是某种曾经出现过的求知方式，而该方式或曾被应用、操控、调试或采纳过，也常常会被人们遗忘和撇弃。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人们总是需要能帮他们认识世界的、既可靠又有效的知识，而收录到这套译丛中的研究成果，也恰是要把科学揭示为对于这种知识充满能动力量的诉求，正如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始终在历史文本、物品及人类行动中所体现出的那样。由此也便可水到渠成地理解：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体制上，科学史与一般通史的关联性或整合性，也注定会显出与日俱增的趋势。

    最后要讲的是，在日趋全球化的现代学术实践中，语言层面的翻译既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又表现为推进竞争性国际化研究的着力点。在科学领域，从我们所提倡的以“科学与社会”为轴心的参照系来看，一种令人不安的后殖民现状表现于：一方面，具有不同背景、操持多种语言的研究主体的确在增加；可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又正日渐趋向于一种语言霸权式的方式方法。事实上，科学史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在科学发展之能动性的问题上，翻译充当了一个既很重要，有时却又暧昧不明的角色，尤其在涉及“中西交流”的讨论时更是如此。可话说回来，假如没有翻译这一学术实践，我们的世界和科学就大为两样。所以，真正重要的还是不偏不倚地看到，一方面，绝大多数20世纪的科学史译著带给中国的，都是有关西方科学家的英雄叙事，以及有关西方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调；可另一方面，当冷战局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缓和、国际交流也开始步入正轨之后，英美学界自身已开始对这种英雄叙事进行质疑，并不无成功地予以了解构。这些国际交流的对话早已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视角，并开始在日益国际化的学术界广泛传播。唯其如此，进一步的学术翻译才会有助于中、西双方以富有创意的方式，去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并培养新的研究力量。而我们共同主持并创办的这套译丛，也正是旨在推进全球学术研究的多样化，以基于新颖的比较研究方法，来发起更有前途的下一轮合作。

    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