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和它的对手们

    中国瓷器世界输出千年史，对人类文化交流史而言，既是商业的胜利，更是文化的胜利。这是中国瓷之“神话世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差不多从中国瓷器作为贸易用瓷开始输出、销往域外之唐代后期起，中国的制瓷技艺就开始被域外广泛“仿制”。朝鲜、日本、埃及、伊朗、越南、泰国以及欧洲诸国等，都长期而大量“仿制”过中国瓷器。十分有趣的是，海外国家和地区“仿制”中国瓷器，大致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输入中国瓷器历史越长、数量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仿制得也越早、越成功。

    据相关考古资料，在朝鲜不仅出土过两晋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六件，还出土过“河滨遗范”铭文的青瓷。因此，青瓷可能是最早被域外“仿制”的中国瓷器。朝鲜则可能是最早成功“仿制”中国青瓷的国家。在越窑青瓷输入朝鲜的同时，中国制瓷工人或制瓷技艺也可能一同被引进。经过长期的“仿制”，朝鲜在公元918年，于康津设窑，成功烧造出了“高丽秘色”瓷，又称“翡色”瓷器。从文献与实物来看，到宋代时期，朝鲜“仿制”中国青瓷已十分成功。北宋宣和年间奉命出使高丽的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写了一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就有高丽青瓷“皆窃仿定器制度”，且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的表述。可见，定窑、越窑、汝窑等是当时朝鲜工匠最主要的“窃仿”对象。15世纪时期，朝鲜还成功“仿制”了青花瓷器。

    考古与馆藏资料都表明，自唐代晚期开始，我国瓷器便已开始输往日本。因此说，日本也是输入中国瓷器最早、最多的国家之一。正因为此，日本也是“仿制”中国瓷器最成功的国家。与朝鲜一样，同处东亚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特殊。至晚从唐代起，日本已开始“仿制”中国的陶瓷器。如，在“仿制”唐三彩的基础上，日本成功烧造出了“奈良三彩”。“奈良三彩”，不仅在造型上与唐三彩十分相似，而且在釉色上也十分接近唐三彩。宋代时期，日本对磁州窑情有独钟，在“仿制”的基础上，产生了“绘唐津”。明清时期，日本对中国青花瓷的“仿制”更是大获成功。据历史文献记载，日本来中国学习制瓷技艺的，仅有名有姓的便有：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有个叫加藤四郞右卫门的，随道元禅师入宋，他在福建学习制瓷技艺达六年之久。学成归国后，他回到家乡尾张的濑户，成功烧造出了黑釉瓷器，即所谓“濑户烧”。至今日本仍尊他为陶祖，“濑户物”则成为日本对瓷器的通称。

    在长期大量的“引进”与“仿制”基础上，日本瓷器烧造进步神速，甚至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例如，在明末清初中国朝代更替之际，日本以中国晚明时期的青花瓷为范本，成功烧造出了“伊万里烧”青花瓷。该瓷器曾一度畅销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市场，成了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为此，中国人为了夺回国际市场，不得不反过来“仿制”日本的“伊万里烧”，而烧造出了“中国伊万里烧”。就全球瓷器烧造史和国际贸易史来讲，日本与后来的欧洲诸国一道，成为“击败”中国的主要力量。

    根据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古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埃及虽与中国远隔万里，但与中国陶瓷器的缘分却十分的深厚。一方面，埃及进口中国瓷器的时间很早、跨度很长、数量巨大，“从八至九世纪的唐代直至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清代的都有”。另一方面，埃及是“仿制”中国瓷器最多的国家之一，在福斯塔特古遗址即出土有大量的埃及“仿制”品。1964年和1966年受埃及政府委托，曾两度把福斯塔特古遗址作为研究现场的日本著名陶瓷学者三上次男，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全面而可靠的证据：“在福斯塔特遗址的仓库里收藏有六七十万片陶瓷片，其中大部分是埃及的制品……但是，在这些埃及制作的陶器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在某一点上仿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是在中国陶瓷输入的同一时代仿制出来的……在进口三彩陶瓷的九至十世纪，在埃及就出现了仿制的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纹陶器，白瓷输入之后就仿制了白釉陶器。越窑瓷的埃及仿制品称为黄褐釉线刻陶器。而到了九至十二世纪，则是一面模仿中国陶瓷，同时又加上伊斯兰独特的装饰，显示出伊斯兰特色。”

    与埃及几乎一样，伊朗既是进口中国瓷器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中国瓷器进行过大量“仿制”的国家之一。早在九世纪时，波斯人即从中国大量进口唐三彩，随后就出现了华丽的“波斯三彩”。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大量进口了以精美的宋代青瓷为中心的中国陶瓷，波斯陶瓷的面貌也为之一新”，波斯陶器一变而成为单一的青颜色。蒙元时期形成的地跨亚欧大陆的大版图，为波斯文化与汉文化的直接交流与互动创造了绝佳良机。今天，伊朗首都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所收藏的阿迪别尔寺的中国元青花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记载，波斯的画家因为喜欢东亚的青花瓷，竟然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东亚的龙、凤、麒麟等纹饰。他们常常模仿这些东亚纹饰进行艺术创作。例如，元至治二年（1322）在阿布撒以特所建的法拉明大清真寺门面上就有龙的造型。而直接引进中国工匠则是西亚地区引进中国制造技术的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伊朗“仿制”的青花陶器，既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也凸显着伊斯兰文化风情，可以说是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跨文化合作的产物。

    至于东南亚地区，由于是中国瓷器外销量最大、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之一，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更是多有记载，因而其“仿制”中国瓷器之风十分盛行。“越南和泰国都在不同时期模仿龙泉窑，生产出很多风格相似的青瓷器。”而南亚、西亚、北非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都表明，与中国瓷器同时出土的竟然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越南瓷器、泰国瓷器等。虽说数量不多，但越南瓷器和泰国瓷器在国际瓷器市场上已登堂入室，进而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就中国千年制瓷技艺输出史来看，“仿制”中国瓷器较晚但却最为成功，并最终将中国拉下瓷器烧造之“神坛”，进而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瓷器生产和销售之新霸主的，恐怕还是欧洲人。

    新航路开辟之后，巨大的市场需求，使欧洲逐渐取代了亚非，成为中国瓷器最大的海外销售市场。面对瓷器烧造与销售之巨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人产生“通吃”的想法。他们不仅希望获取瓷器的销售利润，还想赚得瓷器的生产利润。于是乎，从中国瓷器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一天起，欧洲人便对中国制瓷技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启了前赴后继的“仿制”的征程。

    据文献记载，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装载有大批中国青花瓷的葡萄牙商船。船上的瓷器随后被运送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拍卖。该事件使中国瓷器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于荷兰人称葡萄牙的货船为“Kraken”，于是这批中国青花瓷器便被称为“Kraaksporeleint”（译成“克拉克瓷”）。值得注意的除了拍卖事件之外，还有事件之后的事件。据英国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研究：“这批瓷器出现在荷兰市场上时引起轰动，随后迅速被代尔夫特和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陶瓷工人模仿。尽管欧洲陶瓷工人极其尽力，但是，直到1709年，德累斯顿的陶瓷工人波特格尔（JohannBottger）才成功地制造出真正的瓷器，这比成熟状态的瓷器在中国的出现要晚将近上千年。”

    八年后的公元1717年，德国德累斯顿郊外的麦森，成功烧造出了硬质瓷。此即是说，经过百余年对中国瓷器的追踪“模仿”，欧洲最终于18世纪初，成功掌握了中国的瓷器烧造技艺。此后不久，在始于18世纪中期并在整个欧洲迅速漫延的“工业革命”的强力作用下，欧洲制瓷业成功走上了批量化、精致化的工业制造之路。尽管今天看来工业化制造缺乏个性，但却大大提高了瓷器生产效率。面对欧洲人烧造的品质高，且在审美需求上更适合欧洲人的瓷器的巨大挑战，中国瓷器开始走向衰败便成历史的必然。

    清代初期，如果说面对日本“伊万里烧”时，中国还可以烧造“中国伊万里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得尚有反手之力的话。那么，面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德国迈森、法国里摩日、荷兰代尔夫特、英国斯坦福德郡等一系列欧洲瓷器的产品和品牌时，中国瓷器就只有退居下风了。从此，中国瓷器逐渐淡出了欧洲市场，也与整个世界瓷器市场渐行渐远。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中国瓷器独霸世界市场千年之鳌头的辉煌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从此，中国瓷器烧造开始踏上了“痛定思痛”之后的“师夷之长技”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