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漫过堤坝的浪潮

    今年2月初，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之裘》荣获列文森奖，这对我来说是个惊喜。因为这书的版权我已经拿下，而且译稿已经完成，正在编辑进程之中。对于一个编辑而言，能够在一年多之前，此书的原版新鲜出炉时就认识到它的价值，并且能很快就被获奖所印证，无疑会带来“极度舒适”。

    这在版权竞争已经近乎肉搏的今天，能够在灯火阑珊之处找到这样的“佳人”，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如果获奖之后再想谈版权，价就不是这个价了。

    如今做引进版的书尤其难。

    第一难在中介和代理的关卡。记得二十年前入行的时候，西方的出版社基本是可以直接联系到rightsmanager的，绝大部分书的预付也就五六百美元，甚至二三百美元，而且基本没有竞价。后来西方出版社疲于应付国内日益增多的版权意向，加上国内某些出版社不规范的操作，导致外方戒心大增，为了省事省心，而且增加收益，就干脆让专业中介和代理来对付中国出版社，这也算是殖民地时期“以华治华”的手段。

    这当然无可厚非，外方出版社这是提高效率，而且专业的事情也应该由专业的人去做。但是我认为目前很多版权代理公司并不“专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对国内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比方说竞价，这完全是不透明的，像我处理过几本书，比方说我报价5000美元，几乎毫无例外的，代理会说，竞价方比我高1000或数千美元，问我加不加。这其中有可能是真的，但我认为更有可能压根就没有什么竞价者，只是代理在“讹诈”而已。但即便心知肚明，作为编辑，我要么接受，要么赌一把坚持原价。

    但中方出版社是弱势的，因为有些代理的规矩是“一轮报价”，也就是如果报低了，并没有加价的机会，出价高者在一轮之内就抢到了版权。代理的强势由此可知。

    更可气的是，对于合同到期之后的书，有的代理只给一年或半年销售期，如果这期间还没卖完，就不能销售了，除非续费，续费的价格相当于重新购买了一遍版权。

    第二难在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引进版图书的成本要比本版书高出一块翻译费，所以给编辑的压力更大。而目前国内很多涉足学术领域的出版社由于以前没有学者资源，所以直接做引进版就是个捷径，他们把功夫更多花在营销上，靠更大的销量来对冲版权费用，所以可以在竞价中报出天价来，马尔克斯和村上春树的千万版权就不必说了，傅高义、哈拉利、皮凯蒂的版权的争夺也是惨烈。

    这导致的后果是，在推广时为了销量最大化，会刻意夸大扭曲一本书的价值，造成对读者的极大误导。一些资深人士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图书市场这几年盛行“简史”“一口气读完”“一本书读懂”的快读体图书，这对于普及人文素养来说没什么不好，但我知道这不太适合我的喜好。事实上我们在更早的时候也力图策划过这样类型的一些书，比方说《天堂简史》《异端简史》《悖论简史》《科幻小说史》等等，已经领教了这类书绝大部分都写得并不精彩，但是名字很迎合读者的从简从易的心理。这类简史的写作要求其实远比一本专门领域的历史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讲国学的那么多，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但卖得好，而且口碑也是无与伦比的。哈拉利的《人类简史》虽然看似精彩，但他远远无法驾驭这个庞大的主题，以至于像这样的论断成为全书主要的基石：智人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会讲故事，而且统治者会成功地让被统治者相信了这些故事。这种非常dramatic的论调确实很吸引人，而且也未必就是假的，但哈拉利给出的证据却非常薄弱，相比于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这种铿锵作响的纯金属之作，就像瓷娃娃。

    《人类简史》的销量当然是每个编辑的梦想，但我更希望获得这样成功的作者是戴蒙德这样扎实的学者。作为编辑，我认为我最大的作用就是去帮助好的学者获得更多的关注，以良币驱逐劣币，而非相反。我策划的一个小丛书“先声文丛”里，引进了一本罗伯特·卡普兰的《巴尔干两千年》。作者卡普兰是鹰派，他对于东欧的失败的解读包含着某种西方的保守主义的偏见，我觉得作为编辑这种偏见是不能隐瞒的，更无需包装美化，这会误导读者，所以我在推广中一直提醒读者“辩证阅读”。但我看中的是这本书里对于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矛盾的细腻观察，而且非常珍贵的是，那是他多年来实地居住、游历、采访和考察得来的，这些正面的价值不会被他的偏见所抹杀。

    当然像戴蒙德、卡普兰等人作品的版权如今也在“月亮之上”遥不可及了，去年等人戴蒙德最新的作品刚出来，我试着报价5000美元，结果代理秒回说早已经被10000美元拿走了。

    当然这其中的种种苦，归根结底怨谁呢，还是只能对中国作者说，你们要努力啊！在文化逆差方面，中国学者进步得快一点，我们编辑的苦日子就短一点。

    说回来，不但西学方面几乎全赖引进，即便研究中国的领域，西方人的风头也丝毫不亚于国内学者。

    这又要说回我的“先声文丛”那几本小书了。我这两年才转做历史类的图书，最初看到甲骨文出版了裴士锋的《天国之秋》，这本书获得了坎迪尔历史写作奖，这个奖相对而言偏重可读性与学术性的均衡。我查阅了这个奖项历年的获奖作品，其实值得做的还有很多，但甲骨文接着却没有在这份书单上趁热打铁。而我当时则选择了更具学术性的列文森奖和费正清奖的获奖著作。这些书里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入规模庞大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但可惜的是最近几年的获奖作品，版权竟无人问津，这令我喜出望外。

    于是我当时计划拿四本书的版权：但其中一本研究明代印刷的文化史著作，因为市场过于狭窄的考虑放弃了，另一本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涉及大芬村的赝品生产线问题，比较敏感，只能放弃了。最后《心灵革命》《中国烟草史》经过综合考量，最后拍板。

    说实话，这两本书的佳处，除了专业研究者之外，并不容易轻易看出来。我为了做出最后决定，是认真读了外方出版社发给我的英文PDF的，虽然对于内容的把握不可能像阅读完整译稿那么全面，但其中的精髓我却get到了。《心灵革命》其实就是关于爱情观念的考古史，结论是当代中国人的爱情观实际上是传统儒家、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念融合后的产物。《中国烟草史》虽然不是那种理论架构特别强的著作，但是它的妙处在于很多新颖的细节，包括烟草与客家人的关系，烟草与中国的二元社会，烟草与中国文学等话题，都是前人所未发，有这些熠熠闪光的亮点也足矣。

    之后，我们又拿下了2017年、2018年的列文森奖作品《新笑史：大不敬的年代》《帝国之裘：清帝国的山珍、禁地与自然边疆》。

    诚然，引进版学术书目前夹在两个困境之中，热门书和作者，你需要面对惨烈的竞价；冷门书和冷门作者，你需要面对惨烈的销售。所以只能去寻找有闪光可能的作者，那需要在别人看不见或熟视无睹的情况下，独具眼光，发现这些书的妙处，说实话，也必须要在认知和敏感性上达到那个阈值之后，才能歆受这种妙处。

    就好比高高筑起堤坝，只有那些真正升到最高处的海浪，才会漫过堤坝，进入我的视野，这样的书是最值得做的。所以编辑不是在低处等待从天而降的一本好书，他只会等来一堆泥沙俱下的泡沫，他必须把自己的学术认知能力像造坝一样，不断提升到高处，才能在那里等来高超卓越而且可能还不昂贵的作品。低处没有好风，更无好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