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史的重塑

    近些年，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各种各样的新文学史层出不穷、各具特色：有的擅长借助西方理论，有的长于利用新材料。木斋著《先秦文学演变史》是中国新文学史中特别的一部，该著作体现了逻辑思考与原始文献新解读的统一，因此能区别于众多传统的先秦文学史写作。

    文学源头是先秦文学史书写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先秦文学一向被视为是零散的碎片，其源头也众说纷纭，文学史书写中，或认为开端于神话，或以上古诗歌为首章，或认为文学起源于民间，或以为文学起源于劳动。木教授注意到这些说法的逻辑矛盾：“在理论上，诗歌被视为中国文学最早的体裁；而实际的文学史写作，往往是以神话为开篇。”木教授在辨析中，否定了文学起源于神话说，他指出：“当下文学史以神话作为开端，主要是采用《山海经》《淮南子》等后来之文献，是以写作题材所显示的所谓远古内容替代了写作时间，是以想象替代了中国文学史发生的时间次序。其中少量认为出自《诗经》雅颂的关于禹的部分，出自《尚书·百刑》（成于西周）的上帝、蚩尤故事，楚辞《天问》等中的后羿射日故事等，都不能说明中国文学最早的题材是神话故事。”他进一步指出，“不论是诗歌早于散文之说，还是神话为中国文学之起源的说法，都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推断，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误区。”不得不说，这一观点颇具有震撼力。但若仔细研读其中的逻辑思考过程，又觉得结论的得出是自然而然的。

    在《诗经》的演变论述中，木教授颠覆了传统以风、雅、颂为产生次序的说法，认为《诗经》演变史当为“《周颂》—《大雅》—《小雅》—十五《国风》”，指出“诗六义”也是一个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他探讨了先秦诗歌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认为诗三百是两周礼乐制度的产物，伴随礼乐制度的兴起而兴起，伴随礼乐制度的衰亡而衰亡，“王者迹息而诗亡”，换言之，两周诗歌的写作史，即为诗经写作演变史。这一观点与“采诗说”“删诗说”等观点截然不同，给学界带来全新的视角。《先秦文学演变史》以西周礼乐制度变革作为历史文化背景，以甲骨文向竹简文变革作为文字载体背景，首次阐发《诗经》的产生缘起及其写作史演变历程，被著名诗经研究学者刘毓庆先生称之为“学术史之第一部诗经写作史”（《燕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解析了诸子散文儒、墨、道、法的演变次序，确认了老子及《老子》一书的产生时间，被有些学者评为是中国学术史意义上的第一部先秦文学演变史。

    既然是论述先秦文学的演变史，就要涉及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先秦诗歌的演变历程，即为诗三百的演变历程。木教授从诗歌与散文的关系角度，将先秦文学分为三个时期：从甲骨文到《尚书》的出现，可以视为先秦文学的第一阶段，即先秦文学的滥觞时期；从西周早期的“诗”出现，则可以视为是先秦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阶段，正是这一阶段演变历程的完整展现，此为先秦文学的第二阶段；以孔子作《春秋》为界碑，则开始了从诗歌向散文回归的阶段，也就是先秦文学的第三阶段。贯穿这一演变历程的核心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他的其他论述中，如《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及《曹植甄后传》等相关论著。诗歌的演变之外，散文的演变史如何呢？木教授注意到部分文学史中的散文史写作是凌乱的，因此他将先秦诸子的产生次序进行了新的阐说，认为儒、墨、道、法应为先秦哲学的产生次序，也是先秦散文的历史演进历程。

    此外，在六经之中，《诗》与《书》之间，诗与史之间，诗与歌之间都是什么样的关系，木教授也进行了颇具特色的阐发。他指出，根据现有的文献，所能看到的，是从甲骨文到竹简文的书文化，即《尚书》的出现，完成了先秦文学史的从无到有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周颂》开始发端的诗三百的写作史历程，中国文学史进入到了诗歌史的起源发生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一向所传说的远古就一直存在的史官制度是缺席的，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从孔子作《春秋》，才开始了先秦文学演变史的第三阶段。这一观点与木教授的先秦文学分期相契合。可以看出，这种分期也是为了更好地梳理六经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颇具特色的。木教授提出大文学史原典第一的方法论，倡导将中国文学史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需要前后左右、纵横交错、纵横捭阖、整体的、联系的、历时性的而非凝固的板块、横向性的而非诗歌史单一学科的、原典为第一性而非前人之说第一性的概论。他的诸多研究，都进行了原创性、颠覆性的论述。若将他的研究进行总结，略依时间次序，可分为：先秦文学演变史研究、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所谓汉魏古诗研究、词体的起源发生史研究（参见木斋新著《伶工之词——唐五代宋初词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等。这样从先秦到明清，一部中国大文学史就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研究结论皆有颠覆性的结论，如果没有足够的学识与魄力，是难以提出这些具有“破译性”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