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音乐之奥妙

    二十年前，我有两篇文章谈散文，一篇《神性散文》，另一个《再谈神性》，分别刊于《当代作家评论》和《文学自由谈》。记得我在阐述何为“神性”时，执拗认为神性不属于城市，因之娇气和傲气，不可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受不了喧哗与骚动，距我们高远得不近情理。在我看来，就像青藏高原的云，有着灵魂的聚散魔力，幻化莫测。即便那唐古拉山角下的孤零零骨架，那月球般旷漠的柴达木公路上兀立的一只鸟，还有黄河源头的毛色光亮彬彬有礼的荒原狼，也无不与高原的诡谲云朵构成关联。

    这些蕴藏着神秘的地域，对那时的我膨胀着巨大的诱惑。神山，神湖，冰雪经幡玛尼堆也都逐一出现在我的长卷影相散文《用镜头亲吻西藏》之中。神秘与神性不大一样，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在那片神秘的高原，布满神性，等待着你去触觉、感应和发现。

    或许正是基于当年的黄河源和柴达木的亲历，让我在经过了十年的岭南漂泊中，对神性有了新的发现和认知。

    神性未必就在无人区，也未必就一定要有狼和鸟什么的奇遇，也不一定要借助外部的奇崛力量。神性原本就在你的心中。一切无形都比有形更加接近神性。只不过人的神性感悟常常是迟钝的，沉睡的。需要一种东西唤醒。而音乐，特别是交响乐，恰是唤醒我的灵丹妙药。

    人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是孤独的个体，尤其心灵方面。而皈依，便成了终生困惑与焦虑的唯一救赎。人像一片叶子，众人像一大片叶子，顺流顺势而漂。陌生的异乡，希望与沮丧相伴，激情与无奈并存，时光的流失，年岁的增长，是对雄心壮志的最大蚕食。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会比其他城市更强烈地感受到灵与肉的挣扎。贫穷的挣扎与物质的丰足刺激，同样会让原本就搭建不牢的精神壁垒迅速塌陷，面对不期而至的空虚与无聊，那种无边际的浸泡，如何抵挡抑或隐匿。

    还清楚记得十年前的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谛听傅聪与安东.克迪同台演奏莫扎特协奏曲的情景，不同的诠释，让我对音乐的深奥与莫扎特的神灵有了全新的体验与认知，莫扎特的音乐是最具神性的。

    从傅聪先生身上获取的更多营养还是那个平安夜，我与傅聪先生在淮海中路放谈音乐。那真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我由关注钢琴到浸淫交响乐，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而自从见识了爱华德在深圳大剧院指挥的那场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我便对交响乐有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时他的头发还没有完全变白，但后脑却在激情颤动中迸出光彩。进入第二乐章，那首缘自黑人歌曲的旋律，有着飘逸的神性，那是来自天国的音色。在那个夜晚，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濯；还有爱华德指挥的马勒第一、第五、第六，无不闪现出神性的力量，尤其“天堂曲”，这在后来我去克拉根福特朝拜马勒的森林小屋时，“天堂曲”的旋律犹如从那个被森林包围的红顶小木屋里飘出来。那个极孤独的窄窄的空间，马勒如何生活。

    音乐的神性不仅通向天堂，也毗联着地狱。《向死而生》既是德国哲学家的命题，也是人类归宿的永久困惑。从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到李斯特的《梅菲斯特圆舞曲》《伊索尔德爱之死》，从圣彼德堡的修道院旁边的那座安放柴可夫斯基墓碑的圣园，到布拉格埋葬德沃夏克的墓地，我感受到的都是无法言说的神喻。柴可夫斯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相隔不过十步，他们彼此间都能够瞅见头顶上的树枝摇动，也能听得到落叶的细细簌簌声音，这种极细微的声音是悲情音乐家与文学家的灵魂对吟吧。在德沃夏克墓碑前，我看到了阳光小心翼翼地撒在上面，只限于撒到雕像的上半身，绝不会晒到他的脸，生怕惊扰他，或担心晒痛他。这种遍地铺洒的阳光，处处灼烫，而唯独到了接近大师灵魂之处却变得如此谨小慎微，这是对音乐灵魂的尊重，是大自然的悲悯情怀。这就是我所体会到的奇妙。

    从爱华德的《自新大路》到林大叶上任总监的首秀《天方夜谭》，再到俞峰那颇具“野心”演绎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现场撞击，直扣心灵。一位音乐界朋友说：交响乐就是神派给人间的使者。这个使者让我已经有幸受益了。

    在我看来，音乐是神性之源，其丰厚与博大，其源源不绝，岂止是大江大海。

    让音乐走进生活，亦是需要缘分的。我因为写作那部非虚构长篇《城市·大演奏厅》而走进了深圳交响乐团。当时哪里会想到在此一呆，竟然十载。真是“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黄贝路是南北走向，路两旁有着高大威猛的大榕树守护，那种粗大的躯干，丰茂的根系，以及垂挂飘拂在半空的幕帘状棕色“胡须”，俨然一位沧桑巨人，犹立千年，其实，才不过几十载。

    在我每天出入的电梯里，总是不经意间能够撞见演奏家。这是些虽然没被歌德目光抚摸的人，却有着被柴可夫斯基的灵魂照耀的人，有着约阿西姆一脉相承的再传弟子，这便常常会让我仰慕。常住这里的有深交的原首席，也有现任的首席，他们都是名家。有一次，一位老人在电梯里与我摩肩接踵。那是一位拄拐的老人，高瘦而佝偻，却不曾想他对我手中的光盘一直追逐：他念出声来：“马勒的大地之歌。”我们就是这样有过短暂的交谈，原来他是深交第一代大提琴首席，早已退休闲赋。他那天欣慰地告诉我他搬家了，并将搬到新家的详细地址写在一张字条上，他希望我去那里跟我谈音乐。深感遗憾的是，因我一时忙碌而没能去他的新居，几年后再想去时，他已走了。一个靠拐杖而蹀躞的大提琴老人，就这么从细雨迷濛的黄贝路上消失了。

    黄贝路是一条音乐之路，有的音乐人从这里远遁，而有的人却从远方走来。最近听说柏林爱乐和以色列爱乐均换了新任总监，这两位年轻人是基里尔·彼得连科和拉哈夫·沙尼，他们俩人均与黄贝路有缘，曾先后指挥过深交。

    年轻就是未来。在深圳音乐厅的舞台上，经常不断地看到乐队中有新的面孔出现，他们无疑是从海外深造归来，是优中选优的精英。他们带来的新的音乐文化，给了我新的体验与感悟。但愿我能够将音乐与文学更好的融入一体，在音乐的神性中，升华文字，创作出真正令自己满意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