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

    我早先听一位同事闲叙时说：人老了，开口就是“老话”“往事”，也很讨人嫌。他的这个意思，我也曾表示同感共“识”。如今想来，年老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可怜；年老之人对新事物接触、接受已然跟不上不大老的人群了，你让他“开口”谈什么呢？他“满腹”的“旧影”“前尘”，是他平生的宝贵阅历经历，他想说说，这很自然，也很“科学”——难道你非得叫他讲“下一个世纪”不可？他能讲那个而且讲得有“魅力”吗？所以，《师友襟期》这本书还是些“老话”“往事”，拿不出新鲜的耸人耳目的话题，不是不知自愧。但人总不能超越可能性范围。

    这本书，与以前的几本随笔不尽同之处，就是集中写人——或者可以说成是以人为纲而说说老话往事。

    所谓写人，并不是文学理论批评家所说的“塑造人物形象”。您千万别以那种“塑造”手法来要求这册小书。我哪里会“塑造”，泥捏木雕，石刻绢绘，而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谁有那种本领？再不然，要如雪芹之写刘姥姥，鲁迅之写闰土？那是圣手！他们之后未见再出几个如闻如见的活人物，那就更比拟于不伦了。我这“写人”，实不同科，岂宜拉扯。

    还有一点，索性揭开吧：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所谓“人”，往往对“己”而言，而非动物学中“灵长类”之义也。写人离不开写己。无“己”，客观的、抽象的“空洞”之“人”，是不存在的。太史公创纪传，未始不存此意。“因为传他，亦可传我”，此《石头记》中一条批语的名言至理。

    这样说，又不可走向极端，以为凡写人者皆属“唯己主义”者。必须是人、己之间有了某些契合相通之处，这才发生要写写的愿望。即使是崇仰、赞佩、钦服、爱慕之人，写他是为了让他不朽而为世知，似乎无“己”了，实则出发点还离不开一个“己”的理解认识、思想感情。

    王国维论词，区分“有我”“无我”二境，听来头头是道；但一细究：世上词间，哪儿会有真的“无我之境”？倘若无“我”，那“境”是怎么感受而传述的？人云亦云的文艺“理论”名言，多不过是“一己”之见而已。

    写人，是有选择的。我这儿写的人，看上去偏重名人——是否想拉名人以为己重？还回到上文：刘姥姥，闰土，与“名人”无关，是在大师巨匠之笔下变成“名人”的。人之“名”与“不名”，也分由“己”怎么看待。

    再者，写名人是为了一味吹捧，还是也可以批评商量？这儿也有个分际。

    末了，没与“名人”有所交往、联系（形式各样），而硬拉了来，是一回事。本来曾与“名人”有了些过从，又是一回事，这和“拉”来为了“打扮”自己性质原由均不能一概而论。篇目内列有名人，未能“免俗”。其实我想一为表出的极无名、极卑微的乡亲邻舍、手艺工匠，为数不少，可是写他们的难度，可就太大多了！第一，你得有雪芹、鲁迅的神力圣手，第二你须精通他们技能特长，方能写得亲切真切，写到“点子”上——还得让一般“外行”看得懂、得其味！我又何尝有这本领呢？

    论到怀旧写人，我最又服膺鲁迅先生之写闰土。虽说那篇绝构体裁名曰小说，与随笔散文不同，其实问题并非体裁之事。试看先生那种笔致、那种心情、那种境界——难道就能用一个“小说”来讲明文学的高下妍媸？先生那文笔之不可及，只好用“文如其人”来“解释”吧？那是一片真境，无一丝造作渲染，不假借什么“文学修辞格”的“手法”，也绝无时髦的洋语调。那种笔墨，感人最深——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的写作法。

    在这儿忽然提到这些话，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为文之事，有功夫、有修养，有火候，有气味。鲁迅先生之文，熔铸伟词，感怀浊世，处处是一个“真”字。

    所以，小说与随笔散记尽管不同其文体，而要有感动人的力量，舍此“真”字，其它皆成涂脂抹粉了——岂不惜哉！

    又，文有“惊四筵”与“适独坐”之分。这本小书，怀人念旧，倘能略适独坐，即大荣幸矣。

    本书所收这些位师友故交，相当多数是因为“红学”的关系而相识相交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特色”吧。他们对研红考芹都以不同方式而有所贡献，我应该永志不忘——这就形成偏于纪事而缺于传人的不均衡状态。纪事校易（记忆偶有个别细节脱失、时序颠倒等小疏失，但大体是不会走失的。）至于传人，那就是另一种“神力”了事了，与“记忆”能力的精确与否完全无涉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气质风度，言谈作风……那不是记忆不记忆的事，是“感受”与“传达”的灵慧层次的事情了。我深自惭愧：我没能真正地传写他们——顾虎头所说“传神写照”“颊上三毫”之妙笔，使其人神情意态永驻而不与时俱逝，这是最大的缺点，然而力止于此，亦自家才短之可嗟也。

    我已有一本随笔集，题名曰《天·地·人·我》。我想，人生一世，大约总离不开这“四大关系”。就算你是一位大哲学家，你所思考阐释的“哲理”其实也就是这“四大”〔附按：古人说的“物”“我”相为对待者，那“物”就包括了天、地万物——“我”之“外”的“别人”，也在其中，故不必再将“物”加上成为“五大”。〕此理若明，则本书体制上像是只为写“人”的那“人”的实际涵义，可就越发丰富了。这真是三言五语道它不清的大课题。

    有些怀人的书，所收只限于已经作古之人，不愿包括健在者，那是有其道理的。我这儿却不守这“界别”。有话想说就说几句，有何不可？顾虑太多，那连作古者也不是“好写”的。还是光明磊落、无所隐曲的好。

    是为序。诗曰：

    自序缘何喜絮陈，桩桩心事有原由。为君一表亲闻见，胜似隔靴不痒人。

    编后记：恰逢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师友襟期》适时出版。遗憾的是，先生写于2002年的序言未能收入。《中华读书报》专此刊发，这篇17年前的文章属首次发表。